中医治疗上有两大法宝：一是驱病、除病，病去后正气随之恢复；二是养正，元气充旺就能克敌（病）制胜。不同的历史时期，医家在各自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观点和学术流派，即攻邪派和补养派，通过研讨和论争，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可以说是金元以来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简要缩影。
攻邪派的主帅是金代名医张从正，他认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主张治病必以攻邪居其先，“邪去而元气自复”，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相类，现今临床常用抗菌素，放疗、化疗等先进手段来达到治病的目的，限于历史条件，张氏当时只能用汗、吐、下三法来驱除疾病。补养派则以明代张介宾和清代叶天士为代表，他们的观点是疾病发生在人体上，治病不能忽视载病之体的这个根本前提，张氏主张峻补精血，他说：“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叶天士强调“存体”，用甘味药物来扶养脾胃，增强体质。不论治形和存体，主题都在通过振奋元气来驱除病邪。
前溽暑中，一位亲戚感冒发热，持续不退，久经西医诊治，抗菌素静滴也无济于事。转请中医调治，认为是虚热，用清补法热也不退，体温始终在38℃左右，周身酸楚，肌肤爽滑，我断为伏暑伤寒。用重剂辛温发汗，意想不到的是覆杯收效，二剂之后热退神清，这就是《内经》“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道理，病根是寒邪作祟，必须心狠手辣，发越邪气，邪去正自复，这种时病必须循张从正祛邪大法来铲除病根。年前又治疗一例晚期肿瘤病人，已经到了毛瘁色夭的险境，西医告知家属化疗不能用了，所存日子也已屈指可数，不如回家吃吃中药。我在诊治中陷入了深思，西医化疗当然有效，缺点是敌我不分，两败俱伤，早期病人体质好的尚能耐受，晚期患者元气凋残而用之，无异于轻舟重载了，所以我决定不重蹈攻邪复辙，专用甘药调养脾胃，扶助元气。正、邪不两立，在某种意义上，扶正就是去邪，在这个病例中得到了印证。服药以后，患者知饥索食，胃气渐复，精神转佳，迄已将近一年，虽未能除病，却正、邪相持，病情未见进一步发展，这是养正治形学说在治病过程中的优势体现。
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和估量，古人说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上述前案，我是见病不见人，不管男女老少强弱，寒邪是症结，统统都用辛温表散，令得汗再商。后案则是见人不见病，元气垂败，亟亟甘药养正，挽回为先，没有闲工夫顾及驱邪除病。
翻开一部中医学术发展史，宋前侧重攻邪，金元后偏主补养，其实除病、养正两大法俱不可偏废，今日中医临床大抵属明清余绪，于唐宋古法已十分淡漠，这不免是令人生憾而无利于医学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