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西方，心理治疗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其真正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及行业规范的完善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国的心理治疗界虽然近十年来蓬勃发展，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来说还处于萌芽期。
心理治疗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古代人出现心理疾患的往往通过宗教、巫术、教育、生活规范等方式来达到心理治疗。自然，传统医学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
研究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证明西方有的东西我国“古已有之”，从而获得一些没有太大现实意义的“自尊感”，也不是要从故纸堆里面找出几个古人使用过的技术让它们焕发新颜。而是让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者能够看清楚这些技术和理论发展的脉络，从而提示自己如何进一步发展当前的心理治疗，尤其是避免重复古人的错误。
比如说，心理治疗的伦理规范中强调避免和患者发生双重关系，有些从业者偏要以身试法，结果造成了患者和自己的很大问题。其实了解历史就知道，和患者发展朋友、恋人关系的治疗师古已有之，但是无一有好结果。这条伦理规则其实是历代心理治疗工作者用自己的亲身惨痛教训换来的经验。
故学习历史需要抱着以古鉴今的态度，死记硬背史实，而缺乏“史识”，恰是学史者大忌。
1古代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较成系统的关于心理治疗的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
《内经》作者认为，人的心理和躯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谓“形与神俱，乃成为人；形与神离，则人死亡。”
同时，作者似乎已经注意到心理作用对身体其他系统的主导作用。
他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服者，中正之宫，决断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宫，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凛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段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内经．灵兰秘典论》）
这看上去是一种朴素的心身医学的观点。后世的中医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内经》的医学体系出发。
中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并没有单独的精神科的分科。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理论不够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心理思想已经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别是作为各科基础的诊断学、病理学思维中。
《黄帝内经》对当代中医心理治疗有较大影响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人格分型论”和“情志相胜论”。
作者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把人分为“太阳之人”、“少阴之人”、“太阴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类型。又根据五行归类的法则，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
、“水形之人”五种类型。在这五种类型之中又根据五音、阴阳属性、态度划分二十五种类型的人称为“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对每一种类型的人都详细描述了其形体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阴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贪而贼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诅怒，心疾而无恩。”这种人格分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的分类体系。
情志相胜论是《内经》对中医心理治疗的最大贡献，后代很多中医家的心理治疗都是以其为基础理论开展的。
《内经》把人的心理活动称为“心”或“神”，神的活动是经“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们发属于五脏,“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
五脏又产生五志，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之说。
而五脏又分别有其五行属性，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间的相克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关系。因此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悲。而医生就可以根据这样的关系，激发病家的一种情志来纠正另外一种情志。但是《内经》只提出了这种疗法的原则，并没有相应的案例说明。
从张子和的治疗实践中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对治疗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商，使其声不纸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治疗师需要做很多事情，能够及时转换自己的行为、举止、言语来适应病人病情的需要。
张子和的治疗方法极为灵活，报道了多个典型的案例，这里选择一个类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来看看张医生的治疗方法。
案例
“卫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堕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辈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诸医作心病治之，人参珍珠及定志丸皆无效。戴人(张子和的号)见而断之日：'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则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是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乃命二侍女执其两手，按高椅之上，当面前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以惊乎。’伺少定，击之，惊也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遣人划背后之窗，徐徐惊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内经》云：'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必无惊。'是夜使人击门窗自夕达曙。夫惊者神上越，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一、二日，虽闻雷亦不惊。”
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类似于近日的暴露脱敏技术。不过，张子和的案例和理论有意思的是地方在于他根本就没有谈到在心理治疗中患者能够为这个治疗作些什么，病人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医生的信息、操作的人，医患关系是一种引导-合作的关系模式，这种治疗关系特点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案例中都可以看到。
此时期的另一位医生朱丹溪也强调心理疗法，他指出：“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乎之。”
他的治疗思想和张子和一样，起源于《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
到明、清代，中医心理治疗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虽然有些人在具体的实践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人联想起某些理论基础，如张景岳主张用“以欺制欺”法治疗诈病。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心理治疗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王米渠，1986，37-40）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有以下特点：
1）理论上把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密切联系，理论架构较为完备，本体论和临床理论自成一体。
2）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体系。上文中提到的医家，无一例外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他们做的心理治疗只是他们临床实践的一小部分。这和古代医学未形成细化的分科有很大关系。
3）几乎所有可称得上具有心理治疗特征的理论都是以《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为基石。而《内经》的基础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4）以情志相胜理论为代表的古代心理治疗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治疗技术而忽视治疗关系、治疗设置等。
2现代
1840年以后，中国人对学习西学的热情逐渐升温，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峰。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的心理治疗出现了一些萌芽，主要的影响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920年，罗素到中国讲学，其讲座《心的分析》中提到了弗洛伊德。从此开始，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到193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弗洛伊德的名字了。但是实际上对其理论，尤其是临床理论却不甚了解。
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引进精神分析都是通过医疗界引进的，而我们中国的情况却很特殊，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引进的。所以精神分析在当时更多是作为一种思想论辩和文学创作的理论在被使用。特别是在文学界，一直到当代，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响。
虽然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治疗技术对待，但是精神分析还是在心理学界引起了一些回响。当时主要受到美国传统心理学影响的郭任远、黄维荣对精神分析主要是批判态度，因为精神分析不“科学”，而没有受西方心理学传统影响的高觉敷等人则坚持精神分析有其价值。不过后来也纷纷转向批评弗洛伊德。
以郭任远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家们坚持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加客观，和哲学划清界限，故中国传统的“心性”在当时很多心理学家眼中尚且无甚地位，遑论精神分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致力于要把“心理”客观化的心理学界到了***，还是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一杠子打翻。（Zhang,
1992; 刘纪蕙,2001）
临床界从事精神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数。
在抗战前，冯鸿发表了对自己的自我分析，钱苹使用她想当然的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一个儿童抑郁症患者，但是她在治疗过程中违反了现代心理治疗的保密原则和避免双重关系的原则。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广州癫狂医院的汤澄波，他早在1920年代就撰文介绍精神分析，而且比较正确的指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某些误解，同时他提出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成立的。这是极少数用临床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弗洛伊德理论的论述。
另一个人是戴秉衡（英文名Bingham
Dai），他的背景极其复杂，本来是学教育的，后来仰慕梁漱溟，又去梁那里接受过一些训练。1929年赴芝加哥大学后，又转攻社会学。其间跟从沙利文学习会谈技巧，又到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培训。1936年回国后到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科服务。主要是负责精神治疗，开授精神治疗课程。后来抗战爆发又移居美国在精神病院工作，以心理治疗师为业。
戴秉衡的理论背景和临床经验让他对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有一些心得，总结起来有几点：
1）中国人最关切的是如何在其文化命令下作为人，并且同时保持个人的整合性。
2）个体的“原初群体环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和基本人格结构有密切联系。
人所遭遇的问题始终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的问题。
3）精神疾病来自于社会现实与自我概念的冲突。适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
4)传统家庭中特殊的父权结构对中国人的强迫症表现有重要影响，“对权威的矛盾双重性始终是民族特性之一”。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但是中国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报效国家上面。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争论冷了下来。人们更多关注心理学的实用价值。高觉敷号召同道以专业知识报效国家，如使用心理测验选择士兵、发展伪装术、治疗战争神经症，打心理战等。
上海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海尔奔（Dr Fanny
Halpern）训练非专业人员为难童提供救助服务。刘宏谟则强调“自我暗示”，集中精神，让“意识的自我”同“无意识的自我”，说：“我们抗战的行为，不能专靠着抗战的意志，尤需要赖着胜利的想象”。
何邦专门研究战争神经症，他建议对战士采用个别治疗法，因人而异。具体措施包括1）1）以娱乐作为“升华作用”；2）避免触及不愉快的回忆；3）由“心理分析专家”施行暗示；4）以战地娼妓解决战士性饥渴问题等。
在分析包括平民与军人在内的一百三十名患者后，何邦总结出三个最重要的致病精神机制：忧虑爱人的死亡、过度的心理作用，以及家庭生活的顾虑。（王文基，2004）
戴秉衡也发表了对几个战争时期的患者的分析个案，特别是对一名汉奸的分析颇见功底。
总的来说，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前后，中国的心理治疗界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趋势日渐式微，几乎被拒绝于现代医学和心理学门外；
第二，精神分析作为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临床界也开始关注其发展，但是随着抗战的爆发，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被打断；
第三，国难当头，整个心理治疗的取向偏向于实用，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当时国际上的心理治疗也只不过刚刚萌芽，中国战前的心理治疗的情况并不比国际水平相差很远。戴秉衡自己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中国当时就建立起精神分析协会了。
从1949年建国后至***前，我国的精神病学主要受俄国神经精神病学模式的影响，根据巴甫洛夫理论产生的行为治疗是被比较广泛使用的。同时比较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医学模式得到了重视。
1951年上海虹桥疗养院精神科的黄嘉音出版了《心理治疗300例》一书，从书中描述的情况来看，当时仍然有精神分析倾向的治疗师在做治疗，而且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较为熟悉的，如有学者质疑黄嘉音3、5次就取得治疗效果，认为这样的时间还不够建立治疗关系。黄医生的治疗方法以建立治疗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病因、促进领悟、说服教育为主。虽然她宣称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治疗的思想，但似乎看不出其治疗方法的如何贯彻这些原则的。(黄嘉音，1951，1-50)
50年代末期，曾出现过“快速综合疗法”，是符合当时的“多、快、好、省”的时代精神的，研究表明，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李崇培、李心天等,1958)这个疗法令人吃惊的效果高达80%-100%，但是研究设计上有较多的问题（李心天，1998）。
在***开始后，精神病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精神病的病因学方面更多重视社会因素，特别是阶级出身。治疗手段强调通过再教育，挖掘思想根源，同时强调在中医药的作用。1971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彬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合作是这种治疗模式的一个典型。这个模式在当时精神科广泛推广，其特点是——
1）强调公私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精神疾患发病的关键，同时也承认这不是简单的思想病,承认精神病患者的脑功能紊乱；
2）注重利用毛泽东思想讲道理，帮助患者斗修批私，从而解决心理冲突；
3）强调中医治疗模式，尤其是新针配合西药治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种治疗模式中，医务人员极其注重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虽然把治疗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但是毕竟一直占主流的治疗模式不同。
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再次受到了批判，南京精神病医院的有些工作人员因对弗洛伊德的兴趣而遭受了批判。
另一方面，心理学界在这段时期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姚文元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抨击心理学为唯心主义的文章后，很多大学都撤销了心理学系。总的来说，心理治疗几乎处于停顿阶段，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
而隔海相望的台湾，在60年代到70年代，却再次出现了类似3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热潮，不过仍然是局限于文化界。
***结束后，心理治疗重新得到了发展。
80年代初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弗洛伊德热潮再次出现。而且似乎比30年代那一场热潮又过之而无不及。弗洛伊德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和今天的巨星差不多。但是对弗洛伊德的误读依旧故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仍然停留在理论研讨上。（李孟潮，2005）
其中有个例外是钟友彬在首钢医院开展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认知领悟疗法。认知领悟治疗是一种短程的治疗，这种疗法就是以儿童期创伤的重建为中心。其有个特征是依靠大家庭系统的成员帮助患者回忆起儿童时期那些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然而钟医生似乎并不强调治疗关系，而是强调分析患者不恰当的认知，引导患者理解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是如何导致这些症状，咨客从中获得领悟后去发展一种更成熟的认知和行为，同时他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钟友彬，1988）。
当时专业界开始复苏。开始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零星交流，专业期刊也创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都开始引进中国。某些心理学巨匠的著作也开始翻译成中文。
但是，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以及精神科病房中众多的精神病人，在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治疗模式仍然停留在药物治疗。虽然有些医院也开展了心理治疗，但基本上处于自学摸索的阶段。
如鲁龙光在南京神经精神病院自创了心理疏导疗法。其治愈率令人惊奇，到达了87.7%。心理疏导疗法的一个典型特色是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处于相当主动的地位，治疗技术以解释、劝说为主。（鲁龙光，1996，1-2，145-159）。
而50年代创造的快速综合疗法更名为悟践疗法，操作技术是这样的：“悟践疗法的治疗手段包括心理、生物和社会三方面的认知、药物和积极活动等治疗。其中除药物治疗为临床工作外，认知与积极活动治疗最具特色。认知治疗向患者（来访者）讲授人性主义理论和心理学及医学知识，强调个性心理特征和主观能动性在健康和疾病中起的作用，提高其认知水平；积极活动治疗包括主动调节内脏活动的深呼吸放松训练和生物反馈、太极拳等体育活动、琴棋书画等文娱活动、阅读计算等脑力活动、园艺农作等体力活动、烹调缝纫等家务活动和参观辩论等社会活动。悟践疗法的实施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领悟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增强自知力，消除负性情绪；第二阶段，通过领悟个性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学会正确对待生活事件，重新设计自我；第三阶段，通过领悟健康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重建有利心身健康的个人价值体系。”（彭旭，2003）可以看出，这个疗法已经开始剥离了时代背景对其影响，而且在治疗模式方面比较系统。
曾经被冷落的传统心理治疗模式也开始重新获得了的关注，对情志相胜疗法的总结和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标志是1986年王米渠的专著的《中医心理治疗》的出版。刘天君对气功与心理治疗的结合也做出了一些探索。
8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弗洛伊德热退潮。以此对应的是，比较实用的、大众化的很多心理自助类读物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专业心理治疗也一步步的发展起来。
不仅在医疗机构有心理治疗咨询的服务，而且在学校、监狱也相继成立了心理咨询室。
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专业的心理治疗服务机构，甚至出现了私人开业的心理诊所。
当时的心理治疗主要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治疗。曾经有一位精神分析师参观了当时中国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精神卫生机构。她对当时中国临床界的总体印象是：“中国的精神医学既是药物倾向的，混杂着对传统方法的自信，又是行为倾向的。暗示、再教育和忏悔起着重要的作用。
非常难于建立联系和互换意见，像西方世界那样进行迅速有效的交流是不切实的。”在接触的所有同行中，只有南京的陶国泰开展的儿童心理卫生工作让他们觉得可以理解。（H.
C.Halberstadt-Freud，李孟潮、施琪嘉译，2001；H.C.Halberstadt-Freud，1991）
进入90年代后，心理治疗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扶持，更是迅速的发展。
司法部公布，在中国60%多的监狱中开展了心理咨询。2002年，卫生部号召全国的学校应在学校内提供独立心理咨询房间。
而2000年后，劳动部主办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卫生部主办的“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和人事部主办的“心理保健专业人才培训”，更是有力促进了心理治疗的发展。
很多地方的心理治疗专业机构很快由门庭冷落变得热闹非凡，以武汉忠德心理医院（原中德心理医院）为例，从2003年-2005年，业务量几乎增长了200%。
但是应注意到，在农村和城市偏远地区的占70%的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得到心理治疗的服务。而且和西方比较起来，中国心理治疗服务的水平还是很低。体现在几方面：
1）受过严格的专业培训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精神科护士很少，几乎没有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2）在中国只有不到1000家精神机构，11万张精神科床位，13000名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而且绝大多数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占人口70%的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得不到合格的心理服务；
3）缺乏专业规范和专业话语。
在专业方面，九十年代至今是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心理治疗的时期，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层出不穷。而且近年来这些培训开始逐渐从初期的入门性质的简介进化到比较深入的水平。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治疗师也对西方的心理进行了一些整合。
在认知治疗方面，徐俊冕发展了一种3人认知治疗模式（治疗师，护士，患者），该方式在全中国不同医院得到了广泛应用。首先在中山医院（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医学院）建立了门诊心理咨询诊室，该模式的应用中咨客首先由护士给予中国版SCＬ－９０和贝可抑郁量表等量表的测试，然后由治疗师开始会谈或治疗.咨询/治疗基本没有预约，谁先在门诊挂号处挂号，谁就先看。治疗或咨询时间有长有短，但很少超过每次３０分钟。中药，镇静剂，抗抑郁剂常常作为补充治疗措施。
到1996年为止，发表了20篇文章考察了认知治疗在治疗抑郁，焦虑，性功能障碍，人格障碍的作用。徐俊冕和季建林对这些研究做了回顾，得出的结论是认知治疗的疗效是得到普遍肯定。
钱铭怡是最早在中国介绍理性-情感治疗（RET）的人，也有不少成功治疗的报道。近年来钱教授所在的北大心理系和心理咨询中心在引进认知-行为疗法方面不余遗力。其中的EMDR治疗师的认证培训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并且发明出了适合中国人使用的双侧声响刺激的技术。
90年代张亚林和杨德森通过整合道学和认知理论发展了中国本土第一个认知疗法。整个治疗需要15次访谈，每次访谈1小时，时间总跨度是6个月以上（第一个月有5次访谈，在随后的2到6个月内每2周一次）。在患者的压力水平，需求等级，冲突和应对方式都得到仔细的评估后,
治疗师跟患者讨论从道家学说中概括出来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胜刚”，“清静无为，任其自然”等三十二个汉字所表达的道义，患者运用这些道理来控制和监督他们的负性认知。143个广泛焦虑患者参加的随机临床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肯定了治疗作用。
在动力学治疗方面，申荷永在发展介绍了荣格心理分析学的同时，在理论上重提中国传统学脉的“心性”说并逐渐地整合中国的传统和荣格心理分析的技术，而且不断有专著出版。
朱建军结合精神分析和国外的意象治疗的方法发展了“意象对话”技术，是目前国内比较具有深度心理学底蕴的方法，同时其理论开始靠拢中国传统如《易经》和佛学思想。
霍大同也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提出一些新颖的理论，如其代情结理论和承袭拉康的对汉字和无意识结构的关系的讨论。
人本主义治疗和超个人心理治疗在李绍昆和张宝蕊的大力推动下，也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展。特别是在理论推介方面，有很多专著、译著的出版，同时一直致力道家学说和人本主义的结合。
如今中国的心理治疗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家庭治疗成为了主流的治疗方式。这一方面和赵旭东、李维榕等人的大力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也许也说明了家庭治疗这种方式本身和中国文化的相契合之处颇多。另外，赵旭东及其团队对家庭治疗的量化研究是在国际上是独树一帜的。
3讨论
当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心理治疗和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相比起来有很多自身特点。这也许是触发我们思考的起点。
第一，如今几乎所有治疗师都会比较重视治疗关系的建立。即便是不太强调治疗关系的行为治疗的培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国的心理治疗学说中，并不是太强调这一点，而是如孙思邈一般强调医生的自我修养。在本土疗法中如认识领悟疗法、悟践疗法、道家认知疗法中也不太强调治疗关系的建立，而在***期间的治疗模式中却的确既强调了和患者建立关系（虽然不是治疗关系），又强调了患者的自我反省。这种在关系模式中强调点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认知-行为治疗仍然是当今心理治疗界的主流。这不仅仅是体现在研究文章和译著的数量上，而是也体现在临床工作中。但是，据本人所知，很多临床工作者所作的认知疗法和贝克等所说的那种认知疗法是不同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很少使用“苏格拉底法”提问来促进对方的思考，而是直接地“解释”。从历史上来看，从祝由开始，一直到张子和的案例，到本土疗法的很多技术操作，以及森田疗法和精神分析在内。“解释”是一个很明显的治疗策略。为什么“解释”会收到如此国人普遍的接受？一方面是强调共情，一方面是对解释的热爱？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如何协调起来？
第三，当今的状况是西方心理治疗模式势头强劲，而本土疗法式微，包括具有东方特色的森田疗法也已经风光不再。这个现象和精神分析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精神分析在文化界的“热卖”有很多类似之处，一边是热情高涨的叫卖，一边是冷冷清清的学术研究。目前中国心理治疗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到处都可以听到某种疗法如何如何好的“美丽传说”，但是却见不到有关此种疗法的国人的专著面市，即便是介绍性的专著也罕见。这种浮躁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心理治疗领域，其它很多学科也有类似通病，值得我们深思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