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色西装，白色衬衣，领带，稍凉一点的天气便添一件鸡心领毛衣——多少年了，张建明的装束始终不变。而在西装内插袋里，时刻放着一支“三星”录音笔，过去则是一个迷你录音机。这种通常只有记者和侦探才会随身携带的物件竟然出现在一个中医的口袋里，似乎不得不令人对张建明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
“在我看来，最大的医德就是八小时工作之内竭尽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尽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体现在态度万分和蔼或者虚与应付上。”
随身携带录音笔的“殉道士”
“积之于平日，得之于俄顷”，张建明的这番话其实已暗示了录音笔的由来。对于他而言，思索和体悟是不以明确的时间段来划分的，治病的方略时刻在他脑际盘旋，而灵感的生发可能出现在任何瞬间———刷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甚至是睡梦中。这时，录音笔可以帮助他记录下宝贵的灵感。
对于张建明的医术，从各自的立场，人们或许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勤奋和为中医献身的那种痴狂，则无疑是每个了解他的人的共识。在工作中累到晕倒的故事已经显得陈旧，当然，这种个人的坚守和砥砺通常也不容易产生太多可供外人评头论足的新鲜话题。殉道士总是那样孤独而决绝，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其精神世界和生活内容远远谈不上丰富精彩。除了中医，他还有什么呢？可有了中医，他还要什么呢？
他的一位朋友曾经用“自虐”和“自恋”来形容他，他不嗔反喜，因为说准了。和装束一样，他的食谱———说食谱其实有些过头———也是一成不变的：早上一根糖年糕，中午和晚上各半碗饭，菜也从不讲究。他不知所谓的娱乐、休闲或者健身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甚至记不清上次看电影是在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与时间赛跑的人，对于人生的成败输赢，他有着自己固执的理解。
交谈中说到医生的医德问题，他的理论又蹦出来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医德就是八小时工作之内竭尽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尽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体现在态度万分和蔼或者虚与应付上。”
他同时又是极端自恋的。“我常常禁不住赞叹自己：才高而不自矜，极富思辨又不学究，胆略谨慎兼备，吃苦耐劳，恪守原则又性情浩荡，真诚恶伪，胸怀中正而开放，我蛮全面的。除了不注意健康和脾气急躁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不好。”
这些年，除了在治病方面追求更大的突破，张建明最牵挂的事就是希望能找到几位满意的学生，当然，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以他的天资和个性，必然要求学生身上有自己的影子，至少是具有局部的共性。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在读研究生阮兰英如今已成了张建明的得意门生，说到拜师的经历，师徒俩都颇多感慨。“刚开始小姑娘的父母坚决反对，希望她毕业后能在大医院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这里毕竟是私人诊所，觉得没有保障。”张建明说。阮兰英则不顾父母的阻拦，一心要跟着张建明学艺，最后感动了父母。“我感到自己骨子里有一份中医的性情，而我想像中的古代中医大家就是先生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要来，没有太多别的想法。”女孩的想法的确单纯，她甚至从来没有向张建明询问过待遇之类的问题。从中，张建明看到了一份纯粹的带有传统色彩的殉道精神，这在当下社会，犹显可贵。
坐在张建明的对面，今年夏天就将获得硕士学位的阮兰英做着抄方的工作，她的同伴是自己同系的研究生师弟丁晟荣。张建明戏言他现在也是“博导”了，因为他的近十名门生中还包括着一位博士。他们的事业将从这间斗室展开，而他们坚信能在这里学到真正的、最好的中医。
去年年底，晓苏（化名）第一次来嘉定找张建明的时候，两人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谁介绍你来的？”“圈子里介绍的。”“那怎么知道我可看这个病？”“他们说你什么病都看。”
晓苏得的是艾滋病。“那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张建明回忆道，“他的左手无名指有一块比赤豆略大的肉芽肿，其他症状主要是全身乏力。”第一帖药下去，十天之后复诊，张建明判断肿块缩小了大约四分之一，可晓苏坚持说，“不止四分之一，应该有三分之一”。又接连服了五个月左右的药，肿块消失了，全身状况也明显改善，关键的CD4指标已经明显升高。
说来也巧，晓苏到来之际，恰逢张建明“动一动艾滋病”的想法萌生之时。最近几年，张建明在探索“类病同治”法的过程中对各相关门类疾病的共性不断产生新的理解，就拿由毒邪引起的那一类病来说，无论是乙肝，还是尖锐湿疣、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可致宫颈癌）以及生殖器疱疹，就中医而言都是病性相同的。张建明大约经历了三年时间，基本摸出了生殖系传染病这一块领域中的脉络，而去年下半年，随着这些病的进一步全面突破，张建明突然想到：既然艾滋病也是病毒，能否应用“类病同治”的理论而借用治疗病毒类病的成熟处方呢？试试看。
给晓苏开好第一张方子的时候，张建明说他虽然有一种好的直觉，但毕竟心里还是没底。也许是天意要帮助张建明建立信心，就在晓苏来了两个星期之后，第二位艾滋病患者也找到了张建明。
这个病人主要表现为极度虚弱和胃口不好，每天必须长时间午睡，否则无法支撑。方子下去，病人复诊时说第二天就不用午睡了。吃了张建明近三个月的药，去医院查CD4指标已经正常。不懂指标好坏的病人慌了神，张建明却放了心———对于艾滋病来说，病毒量下降为好，CD4则是上升为好，通常高于500即属正常。
现在，就等病人半年一查的病毒量指标的复查结果了。而就在本周四，刚刚经过复查的晓苏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他的病毒量指标已从5个月前的18万下降到了1.3万。
就这样，张建明为原本看起来不可能产生任何关联的其他病毒类疾病和艾滋病搭建起了桥梁。尽管两个病例的初步成功还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张建明却已敢放言对攻克艾滋病已有了必胜信念。也许，现在他需要做的，仅仅是等待。
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基于一种细致周到的人文关怀，张建明特地另外找了一个处所专门为艾滋病患者施诊，他说他不愿意让其他病人产生哪怕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不必要的过度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