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浙江钱塘(今杭州市)曾出现医学史上鲜有之繁荣局面。当时，医家云集，人才荟萃，习歧黄之学者咸向往之，盛极一时。清代王琦在《侣山堂类辨?跋》中说:“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钱塘别称)为医薮”。可见清初时钱塘在海内影响之大。集结在钱塘的医家，行医自成一体，讲学蔚然成风，研经则大倡维旧尊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人尊之为“钱塘学派”。
钱塘学派的开山祖为张卿子。张卿子，名遂辰，号相期，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其祖迁居浙江钱塘定居。《仁和县志》称他“少赢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自歧、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遂辰自学成才，临证经验丰富，对伤寒犹有研究。其首倡“维护旧论”，是医家中尊王(叔和)赞成(无己)之甚力者。所著《张卿子伤寒论》至今仍是研究伤寒学必读之书，另外尚著有《张卿子经验方》、《秘方集验》。遂辰于医学最大贡献莫过于培植了一批学验俱富的弟子。这些弟子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为维护和恢复医经的本来面目相继作了不懈的努力。《清史稿》说他弟子中“以张开之、沈亮辰为最著”，其实不然，遂辰最得意、最著名的弟子当为张志聪和张锡驹。
钱塘学派早期的主要人物还有卢之颐。之颐字繇生、子由，号晋公，自称芦中人，明末清初名医。卢氏论医讲学早于志聪，学术上推崇《内经》，尤尊仲景，与遂辰颇相一致。所撰《痎疟论疏》，详细阐发《素问?疟论》等篇思想，取方亦甚简当，另著有《伤寒金鎞疏钞》、《摩索金匮》、《本草乘雅半谒》、《学古诊则》等。
钱塘学派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当推张志聪。张志聪，字隐庵，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约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志聪从师张卿子，尽得其传，而“维旧尊古”思想则更胜其师。一生著作有：《侣山堂类辨》、《本草蒙原》、《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等。由于志聪建侣山堂论医讲学，同道及生徒从学者甚众，故名望在遂辰之上，钱塘学派的真正形成可以说是由他完成的。志聪除同学张开之，沈亮辰、张锡驹外，尚有莫仲超等十多人，其门人有朱济公等十多人，堪称一代大师。
钱塘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还有张锡驹和高世拭。张锡驹，字令韶，生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卒年不详。其不仅传师兄志聪研究伤寒之学，而且还独到地认为《伤寒论》是治百病的全书，提出以治伤寒之法医治杂病。其著作有《伤寒论直解》、《胃气论》等。高世拭，字士宗，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卒年不详。《清史稿》载：世拭“少时家贫，初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自愈。翻然悔之，乃从张志聪讲论轩歧、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流俗”。世拭一生追随张志聪，撰有《素问直解》、《医学真传》等著作。门人有王子佳等近十人。
钱塘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是仲学辂。学辂字昂庭，清光绪间名医。初行医于宁波一带，后为禀承本派先师之业，返钱塘开设杭垣医局，详解开示，传先师之学于后世。一时同道弟子萃于医局，有名者如李宝庭、程逊斋、施瑞春、章椿柏、林纾青和王绍庸等。值得一提的是，钱塘学派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内经集注》、《伤寒论纲目》等因战乱至清末竞罕有存者，大有失传之险，学辂与同道弟子不遗余力广为搜集，终于获完本付官医局重刊，使本派重要著述得以流传。学辂著作有《本草祟原集说》，是在志聪、世拭的《本草祟原》基础上增补校订并另加按语而成。
钱塘学派的医事活动主要有办学、治疗和研经。钱塘学派拥有许多造诣精深的医家，且代有闻人，得益办学非浅。《清史稿》称：“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召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初，四十年间，读轩歧之学者咸归之”。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钱塘学派建堂办学、论医讲经的盛况与闻名。在侣山堂从学者常有数十人之众，其规模远非一般医家师徒传授可比。志聪故后，其弟子高世拭主持侣山堂，继续其师事业。钱塘学派之办学不仅出人才，而且出成果。他们以五年时间共同编撰了深获后世好评的《素问集注》与《灵枢集注》，开创了集体创作之先河，在医学史上不失为一段佳话。
侣山堂讲学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张志聪所撰的《侣山堂类辨》和高世拭所撰的《医学真传》中。这二本著作内容丰富，切于实用，均兼顾了理论与临症，堪称医学师徒授受较佳教材。
侣山堂是浙江省较早的民间开设的中医教育机构，其办学形式，讲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尚待继续探讨。据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所云，构侣山堂于“胥山之阴，娥媚之麓”言考核，其遗址当在今杭州市城隍山脚粮道山附近。可惜的是，侣山堂在乾隆年间竟毁于兵燹。
过去有人认为钱塘学派是些理论学家，极少临症。其实，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无不医术高超。张卿子以善治伤寒而名闻四方，各地求诊者无数，门庭若市为常事。以致后人称他的住处为“张卿子巷”(今杭州市横河桥附近的蒲昌巷)。遂辰在所撰《蓬宅编诗集》序中云：“余自白下归……善病，喜读黄帝书，见同病者恻恻然相哀怜，为之决死生，辨强弱，……遂妇孺知名，几乎长安市上不能凿怀遁矣。”可见他当时的诊疗业务是相当繁忙的。《清史稿》载有他医案二则，如“塘栖妇人伤寒，十月热不得汗，或饮以锦黄下之，主人慎，延遂辰脉之曰：脉强，舌黑而有光，投锦黄为宜。此人舌黑而润，此附子证也。不汗者气弱耳，非参、芪助之不可。一剂而汗。”其辨证之精细，用药之大胆，可窥一斑。
卢之颐业医几十年，至晚年虽双目俱朦，仍诊疗不断，并口授子婿记录己得。《侣山堂类辨?跋》称：“盖其时卢君晋公治疗奇疾辄效，名动一时。”
张志聪先祖九代世医，他自己悬壶数十年之久，在临床上注重人体的气机，如用化气行水法治疗水肿，(详见《侣山堂类辨》)及用益气法治疗瘤闭(详见清?王琦《侣山堂类辨?跋》)等，见识高超，非一般医家所能相埓。
高世拭在儿科临症方面造诣较深。当时天花肆行，时医多执清利温补之成法。士宗据志聪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切于临床实用的治疗方药，并以辨痘的形态来判断预后。从《医学真传》所载几则治疗痘疹的验案来看，疗效是比较高的。
仲学辂主持杭垣医局二十余年，若非医林高手，医业焉能如此兴旺不衰?故章炳森(字椿柏，章太炎先生长兄)称他“讲医一宗本经、长沙，及张氏、高氏，疏方用药，神妙变化”(《木草崇原集说?序》)。
对医学经典著作的探讨研究是钱塘学派师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数十年间，代代相承，从未间断，它最能反映钱塘学派学术思想特色。
钱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维旧尊古。他们主张学歧黄术必潜心研读医经，而除《内经》与仲景之书外，其他都不可读，甚至认为《难经》也是后人伪作而不足信。这显然失之片面。然而，他们反对对医学经典著作的随意增减章节与窜修，为了恢复医经的本来面目下苦功夫，他们端本洞源，引经据典，著书立说，且前赴后继数十年之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持之以恒的精神委实可敬。
钱塘学派最早研究《伤寒论》的是张卿子。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论，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诸家论述，各有发明，而聊摄成氏引经析义，尤称详洽，如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旧本，不敢专取。”他以成氏《注解伤寒论》为蓝本，根据临证的切身体会，并参合朱肱等诸家说，撰成《张卿子伤寒论》。他虽然很推崇成注本，但也不盲从。如对《辨痉湿暍脉证篇》中某些条文的成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张志聪研究《伤寒论》不仅继承了张遂辰“维护旧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更有力的论据，取得的成果也比遂辰大。他虽为遂辰门徒，但对遂辰的观点并非全盘接受，不少地方的见解和遂辰颇不一致，如对成无己的许多主要论点，他都持有异议，远不如遂辰那样赞赏成氏。张志聪对《伤寒论》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和精辟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他奠定了《伤寒论》的气化学说，认为“学者当于大论中之五运六气承之，伤寒之义，思过半矣”。他提出不通读《素问》中的七篇“大论”，不懂五运六气就谈不上学《伤寒论》。志聪还提出了《伤寒论》以护养胃气为重要法则，对后学甚有启迪。由此，张锡驹还专门著述了《胃气论》来发挥其师兄的这一思想。张志聪研究《伤寒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著作曾三易其稿：初集为《伤寒论宗印》，二集为《伤寒论纲目》，三集为影响最大的《伤寒论集注》。《集注》是他一生研究《伤寒论》的结晶，也是钱塘学派的代表作。仲学辂评介《集注》说：“凡阴阳气血之生始出入，脏腑经络之交会贯通，无不了如指掌矣。隐庵之功，岂在仲景之下欤。”
张锡驹所撰《伤寒论直解》，基本上是“依隐庵《集注》之分章节。”但他对成氏的评价不如志聪那样偏激，认为“有成注而书得以传”。可也批评了成氏注文的艰晦，指出“有成注而意反艰滞。”他的《伤寒论直解》由于文宇通俗、质朴不浮，问世后流传较广，深为医家所习诵。古吴薛公望还曾编过《伤寒论直解证歌诀》，载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中。
高世拭虽无研究《伤寒论》的专著面世，但他协助其师张志聪，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志聪故世厉，他辑补了《伤寒论集注》，并使之付梓。《集注》的文宇能如此浅明，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世拭之笔力。
钱塘学派中对《内经》研究的医家主要是张志聪和高世拭，代表作为张志聪的《内经集注》和高世拭的《素问直解》。其特色主要是注释力求完整。在他们之前，一般医家以《灵枢》只言针道而单注《素问》。其间虽有马玄台氏全注作《内经发微》，但马氏在注《灵枢》时亦以言针道见长。钱塘学派认为《素问》言起病之源，以阐发病机为主；《灵枢》虽专言针道，但针药同理，包含治病之理，以阐发治法为主，故将两者合参，方为全面。其次，钱塘学派发挥集体力量，采用了集体编纂的方法，以张志聪为主，同学参订，门人核正，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历时五年终于完成。这在《内经》注家中及医学史上是少见的。在注释中，钱塘学派在文字上下了一番苦心，力求注释浅明易懂，以利医理之阐发。张志聪因经文太玄奥而著《集注》予以疏通，而高世拭又因志聪《集注》文尚艰晦而再撰《直解》。另外，士宗的《直解》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钱塘学派形成于清初，发达于康乾，延伸至光绪，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为祖国医学之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在医学史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她，它值得中医界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