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亡”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及续编》收编当时传入中国的34种西医药书籍中，已出现排斥中医的言论。如“公元1619年，日耳曼国（耶酥会）人·邓玉函译《泰西人身说概二卷》，其所记述即生理学要义……此与‘中土’旧说大相背驰，宜其闻者惊而却走”开始从学术、舆论上排斥中医。因当时渗入国内的西洋医学只是欧洲早期的医学知识，与祖国医学相比仍为逊色，故其影响我国医界并不甚大。同期在中医的努力下出现了：吴又可（1642年）著《瘟疫论》；叶天士（1666～1745年）著《温热论治》、吴鞠通（1736～1820年）著《温病条辨》等温热病学专著，发展了中医。
《续编》又收载“1840年英国（耶酥教会于粤、沪医局）人·合信氏撰《西医略论三卷》，‘皆西学新说’。《内科新说二卷》其总论云：‘中土医书……有臆造病症，妄列治法……脏腑功用，茫然不知’，皆切中世俗庸医之弊也”。“这时期可谓“西学东渐”，中医日受贬低和排斥。其影响所及，据说，有位浙江人士俞樾在1879年曾发表《废医论》，可谓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中医仍为当时医疗保健的主流，排斥中医仍仅为舆论。而此时国内中医开始产生了接受西方医学知识“以彼之所长，补我之不足”之说和中西医汇通学派诸医家。如清代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篡》四卷，说“华、洋医学，各有是非，不能偏主”。唐宗海（1851～1903年）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二卷，述“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兼中西之义解之”。张锡纯（1860～1933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三十卷，认为“中医包括西医之理说；中药、西药，不应互相抵牾，而应相济为用”。此后,随着西方医学遍及国内，国人学西医者亦日益增多。于是中医、西医（舆论、学术上）俨然鸿沟对峙。如：余岩，1916年从日本学医回国，撰写《灵素商兑》（商兑，商量斟酌《灵枢》、《素问》）。其中指责“阴阳五行”，认为“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皆受阴阳五行之弊”。将迷信上“占卜”、“堪舆”的“阴阳”，与中医在临床应用上的“阴阳”混同一起；将古代的“巫医”指为“阴阳家”，硬说阴阳家即是中医学家等等。他认为“《灵》、《素》是中医学理论的中坚”，于是“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淹没而自尽”。其说影响极大，持这类观点评论中医的，还有当时不少“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和‘知识精英’”。排斥中医达到了高潮。这时，面对《灵素商兑》攻击，在中医学术界出现了以恽铁樵（1878～1935年）的“医学改良说”、陆彭年的“中医科学化”为代表的两种思潮。
时至1929年2月23日，余氏（时任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时，倡言“废止中医：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排斥中医，由舆论、学术争鸣发展为采取行政措施。此案一出，因人们群情激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而没有付诸实施。但事后，这种反对中医的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如1946年旧政府又通过了“废止旧医，保存中药（废医存药）”提案。其影响之深，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后。
直到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公布《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等“中医政策”。否定、排斥中医，得到纠正，拯救了中医事业。
可是，时至今日，有位“科学技术哲学教授”，从今年4月以来，陆续发表《“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告别中医中药》等排斥中医的文章。认为“中医的概念没有科学基础，中医方法得不到实践检验，中医科学化成本太高，所以不可能科学化”、“中医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医关于药的概念相当混乱”。提出了“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取消中医说”。较之历史上否定、排斥中医药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
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医对中国人民的保健和医疗；对中华民族的绵延和昌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对其他一些国家人民的医疗保健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中医是不是科学问题。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自然作斗争、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丰富内容的一门科学。我们古代和先辈观察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并将长期实践得来的医疗经验不断加以深化，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学科。中医属于“医学科学”已得到肯定。
关于认识中医“今日”与“未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1983年初“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迎春座谈会”上“谈中医学问题”时说：“要很好地总结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至少是建国以来的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间的每一时期，我们对中医的认识是不是全面了，是不是完全正确了。特别要考虑到中医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理解社会上对中医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看法，我看我们制定的政策，怎么搞工作，恐怕就不一定弄得那么恰当。所以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总结经验里头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联系到社会的发展……中医要求得发展，首先得把中医这套东西保存下来，真正地吃透，这是首要的任务。中医就是要把古典的中医著作学好，然后在老师指导下的临床实践，把学的理论和临床经验结合在一起，然后就通了，就成好的中医了，最后成为良医。总起来说，第一步首先是继承下来。第二步，中医要用传统的办法来培养学生，并加强临床。第三步，有了这些基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升华，才能考虑到真正中医现代化的问题。”
现今应急需重视的几个问题。据200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陈珞珈等专家发表的“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中谈到，“中医治疗‘阵地’慢慢缩小，与1988年调查结果相比，希望中医治疗的农村居民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仅为10.2%；中医药对慢性病治疗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城乡居民患慢性病选择就诊中医，从1988年的2/3下降为38.34%”。此外，目前我国针灸走起了下坡路：机构萎缩；诊治病种缩小；近来，最能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中药饮片使用量已大幅度下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国内中药饮片的销售量占全部中药的70%，而现在还不足20%，原因是中药饮片品种的减少、质量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医疗效，引起汤剂处方减少和服用汤剂的患者人数下降。以上情况，很可能是中医在国内“存亡”和展望未来的关键问题。应急需进一步调查研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避免中医因“缺医少药”而“自生自灭”。（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嘉定初级卫生保健合作中心顾继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