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说：获得知识的途径不是从蒙着灰尘的古人的书籍上，而是从实验中取得的。这句话发人深省，并不在于它是对是错，而是启迪人们思考东西方不同的学问之道。
中医教学一贯讲究通读和钻研经典，难道是从蒙着灰尘的古人的书籍上获取科学知识吗？当然不是，难道西方人就不强调经典的学习吗？也不是。经典是智慧的舟楫——没有经典，就不能臻于很高的思想境界，便难以渡达科学的彼岸。
那么，中医要不要做实验？千万不要因为外国人做实验，我们也跟着做。关键要看清研究的主体，任何事陷于盲目便很可悲。尽管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体，而生药学的研究对象是植物或其他生物体，形体结构是有限的，而研究方法却可以是无限的。
当前，研究中医药学的科学方法论过于单一，使得理论创新滞重难行；还原论和微观研究在宏观而复杂的生命系统中显得苍白无力。然而，世界范围内科学的统一性正随着研究内涵和范畴的变化趋向于多元化，尤其是在千变万化的生命现象中就更是这样；也只有拥有丰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科学范式，科学才更显其夺人的魅力！
西方工业革命之初，牛顿把数学方法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荷兰的列文虎克把显微镜带进了生命科学，使人类逐渐认识了微观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通过大量的标本和实例，证实了各大洲陆地上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路线，从根本上动摇了所谓的“神创论”。曾有哲人说，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和归宿——中医药学应该说是天成的自然之学、纯粹的自然之道。中医是进化的“人”学；所用的中药品种也是在天地之间不断演化的，其药性也是通过作用于“人”而逐渐总结出来的。在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科学学科，如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杂学等，其发展均为臻于“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司马迁的《史记》也强调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研究意义。
必须认识到，中医药学与尖端的现代科技并行不悖。恰如医药学正在和人类的疾病打一场大的战争，先进的技术设备是军队的装备和保障，而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则相当于战时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在军需和装备上，现在国内的手术刀和抗生素已经相当普及了，而我们还拥有针灸和草药——大自然赋予的神奇的对付疾病的“武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针麻手术曾经震撼过世界；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中草药热”又已悄然兴起；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中医药抗击瘟疫的优势又一次得到发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肿瘤科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类肿瘤的疗效是明显优于单一西医或中医的治疗的。
广义地讲，中医药学的“精气神”作为生命能量的统称，与现代医药学的许多研究进展是并行和重叠的。西医所运用的脑电图、心电图、超声波诊断、X线、CT和核磁共振是借助了现代物理学的新技术；现代药物研究与化学分析方法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细胞的代谢活动与药物分子的化合及分解也必然伴随能量的变化。所以，英国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把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算作一个大学科，让大学生修习，不无一定的道理。由此可见，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的六大分支均与中医药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如何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论，诠释中医药，体现其自然之学的完美，进而指导科学实验，进行理论创新，展现中医药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通约性和潜在价值，是当代中医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科技的落后实际上是由于经济的落后，经济的落后实质上是观念的落后，观念的落后很多情况下归咎于方法论的停滞不前；而且，任何先进的东西在一个落后的环境中是不可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的。比如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与日方舰船的规模与技术实力相当，主要输在战略思想上。所以，针对同一问题，如人体或疾病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认识和考虑，解决方法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而针对不同问题，如果能看清问题的关键和事物的本质，往往解决的方法又是相同的。这就是《内经》中所倡导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医哲思想，在后来的中医药学术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试想一次流感来袭，人体的免疫力与体质的趋向性不同便产生不同的结果。再如同是罹患风湿的病人，如果他（她）住在地下室里，或住29层的高楼上，或平时工作环境干燥或潮湿的影响，中医的“证”很可能不同，治疗也就随之而异。尽管西医强调疾病治疗的统一化方案和透明原则，但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的。在动物实验的问题上，历来争论从未间断。上世纪末西方大学为把实验动物是否作为一个生命体，或是一个简单的生理标记而展开激烈的辩论。
达芬奇说过，科学像指挥官，实践是士兵；又说“镜子外面的对象并不是镜子里面的影子”，这反映出他本人对科学与实验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他对主客观现象和实验结论的产生有着准确把握：“我们全部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凡是不通过感觉而来的思想都是空洞的，都不会产生任何真理，而只不过是一些虚构，”其思想对我们今天在中医药科学方法论问题上进行回眸和反思、开掘和创新，很有启迪！（北京中医药大学 朱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