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以民族性、社会性、历史连续性和学术的系统性伫立于世界医林，在探索生命规律、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等方面，走了一条和西方医学不同的道路。不仅原创之可贵，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在卫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有数次大规模的争论：一是19世纪关于中西医优劣、异同之争，二是20世纪初叶的两次存废之争，三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路线之争。西医传入伊始，没能成为中医的合作伙伴，在还没有成为主流医学时，就使中医面临挑战，二者互相阻抗和拒斥。这是不同文化交汇时，在冲突与适应过程中开始接受的前声。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维新派的一些思想家如严复、俞樾、吴汝纶、康广仁、虞和钦等，曾把宣传西医与变法维新联系在一起，视中医为末技；五四前后的科玄论战时，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也曾视传统医学为庸医疲药，丁文江“死也不看中医”，陈独秀说中医“医不知科学”，鲁迅先生也曾“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每次争论，中医和传统学术的人士都有强烈的回应，优劣之争时代有罗定昌、朱沛文、唐宗海、叶德辉等人，力陈中医之优西医之短，还举例说明西医不如中医，优劣之争不分胜负。对于中医是否科学之争有周叔阜、夏应堂、恽毓鼎、恽铁樵、陆士谔、王仲奇、秦伯未等人奋起反驳，争论也未见伯仲。但是官方人士参与了存废之争。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极力主张废弃中医药，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后，1929年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竟通过余岩等17位医生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同业人士纷纷罢工停业抗议。当时政府中只有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被称为“会阴博士”的褚民谊要取消中医。当年3月17日，上海在召开了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的同时，组成了有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为代表的5人赴南京请愿团。请愿团在南京谒见了谭延闿、于右任、林森、蒋介石等政要，蒋介石对请愿团说：“中国人都靠中医中药长大的，你们的请愿书就会得到批复。”“317”抗争活动取得了胜利，此后中医界把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此次抗争推动了中医界的理论探索，探索中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医药工作者恢复了话语权，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其中也不时挟有中医不科学思想的回潮，例如1952年余岩等人再次亮出了取消中医的提案，此次回潮以受到严肃的批评而结束。此后中医发展并非尽善，50年代末曾有“百万锦方运动”和其后的“一根针一把草”把中医药简单化的思潮，还曾有过“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惟一发展道路”的片面性提法。中医药界对此时时反思，有1962年的“五老上书”、“衡阳会议”等等。近年来关于中医药发展有“原汁原味”与“现代化”等争论。近日又有“取消中医”的建议，接踵而来的还有网上签名，有学者也曾做理论探讨，依据“不能证伪”把中医列入“伪科学”。由此想到当年的浮薄幸进之流的余音尚在。
在此次事件之前的两年里，中医界还曾与科技界、哲学界人士就科学的要素、方法、形式等方面论证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并且回答了“李约瑟难题”，指出即使没有西方科学的传入，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科学照样能步入近代化、现代化的。同时指出，中医并不因为西方科学中心论或科学主义的贬斥而被否定。中医的命运正可堪为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但是，世界发展到今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科学的综合化趋势中，显露了西方科学还原论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愈来愈受到重视。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宣言，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想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所说孔子的智慧，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这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医药的振兴是历史的必然。从当代中医药在世界的传播看，中医药也确实是人类卫生保健的重要资源。然而，对于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尚且不及，却有背道而驰者要求取消。
纵观取消派的一些名士们，当年的余岩的中医功底不薄，他有中医著作，承认中医方剂的价值，还曾用中药研制了“余氏止痛膏”；傅斯年虽然抨击中医之短，但也不否认中医的疗效。而今日倡言“取消中医”的人，虽然自称研究中医30年，实在是没有入门，也只是因为此次反中医才成为名士。另外的打假者、指中医为伪科学者也都是不懂医的学者。但他们都有共同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忘记名人的责任，他们对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迷失，以至对西方科学的紧跟。对于这一点，首先提出“证伪”的西方科学家波普尔也不能同意。波普尔曾说：“如果他们发现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没有比毁掉传统构架更危险的了，这种毁灭将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看来中医乃至中国科技界，要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自信和创新，让跟随主义者少一些才好。（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 孟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