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始自20世纪20年代。回顾近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可谓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到现在，只要翻阅一下论著目录或索引工具，就会发现无论哪个历史人物、重要著作、理论学说、机构事件等等，没有一个不被人反复研究与论说的。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医史学界进一步加以深思的问题。其中，打破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随便打开一本中国医学史著作或教材，以下论述，可谓充斥其间。
“公元2世纪，东汉和三国期间的杰出医学家华佗，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剖腹手术，使祖国医学在麻醉学和腹腔手术方面遥居世界前茅。19世纪中期欧美医生才发明了麻醉药，比我国晚了1600年。”
“公元657年唐高宗诏准苏敬等20余人编修本草，于659年完稿，名《新修本草》，这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颁定的药典。这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8年出版）早739年，比1535年颁发的世界医学史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76年，比俄国第一部国家药典（1778年颁）早1119年。”
“在血液循环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的观点，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桢元年）发现血液循环早1000多年。”
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呢？我们试分别加以简单的分析。
华佗能够“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湔洗，缝腹膏摩。”的“史实”虽出于《三国志》、《后汉书》之类的正史，但“麻沸散”早已失传，无人知其组方成分。另一方面如果有关剖腹手术的记载属实，则必须具备的就不仅仅是麻醉技术，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解剖知识与技术、有效的止血方法，以及能够准确判断病位与疾病性质的诊断技术。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剖腹的手术。这对于二三世纪的传统中医学甚至晚清时代的王清任来说，都有勉为其难之感。因此，说华佗发明了“全身麻醉剖腹手术”，总是不那么顺当，使人总不那么信服。这种以近代科学为标准去离析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的做法，总是不能那么符合，总是有一定的牵强。
药典“即记载药品标准的典籍。由政府主持编纂，颁布施行。收载疗效肯定的药品和制剂，并规定其标准规格和检验方法，作为药品生产、检验、供应、使用和管理的依据。”（《辞海》1979年版）也就是说，称为药典，起码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由国家编纂、颁布施行；是—个国家的药品规格标准的法典，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收载功效确切、副作用小，质量稳定的常用药物和制剂；规定药物和制剂质量标准、制备要求和检验方法，作为药品生产、供应，检验和使用的依据。以此律之，除由政府组织编纂并颁布施行这一点外，《新修本草》哪一点符合药典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呢？若仅仅根据《新修本草》是一部官修本草而说它是药典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华本草》，也可说是一部官修本草，难道也可说它是一部药典吗？
由《内经》“心主血脉”、“心主脉”、“心合脉”、“心应脉”、“心藏脉”等记载，就认定“心主血脉”是通过解剖观察而得出的理论认识，是看到西医学认为心脏是推动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而《内经》又反复提及“心主血脉”，在没有对其本义详加考察的情况下，就牵强附会地与之比附，盲目认为“在大体解剖上已了解到心脏与脉管相通，血液是循环不息并受到心脏支配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传统中医学不可能从解剖学上认识到心脏具有主持血液循环的功能；将“心主血脉”解释为心脏具有主持血液循环的功能是将西医学理论比附于传统中医学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总之，“心主血脉”只是出于五行归类的需要而有的一种说法而已，那种认为其是通过解剖而发现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与逻辑的。
不独中国医学史研究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亦然。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与中国医学史研究长期以来均陷入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的原因是：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国家一再战败于“蛮夷”小国，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轻视。随着“天朝上国”优越感的破碎，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中国传统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对此，那些自尊、图强的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开始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古代科学典籍中找出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发明创造，从而说明中国对世界文化是有贡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上世纪初，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影响甚大，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前辈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努力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近代科学的许多成就中国也有，甚至比他们还早。上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爱国主义，以提高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文章。“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难免会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
具体到中国医学史研究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返观近百年来中国医学史之专著，作者以西医学人为多，历史学人次之，中医学人又次之。不论是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还是现在颇具影响的三部力作——范行准的《中国医学史略》、贾得道的《中国医学史略》及李经纬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有哪一本出自中医学人之手呢？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贾得道《〈黄帝内经〉新纂》）因此，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框框和格局之中，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系，来“套证”中国古代医籍的有关记载，而较少以在所研究的时期里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前提。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实现观念和思路的转变。一是转变把西方近现代科学看作科学发展的惟一模式，把现有的科学知识看作惟一正确的认识的观念。正如日本山田庆儿先生在为其中文版论文集所写序言所说：“作为天文学出身的研究者，面对中国古代众多的科学著作，觉得无法理解。经过多年的努力，消化吸收、概念重组，而理解其理论与思维体系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种科学？”二是转变把实证主义的医学编年史研究当作医学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的思路，努力致力于医学思想史研究和医学社会史研究，真正做到竺可桢先生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