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中医药现代化的几点思考”一文，获益匪浅，但对该文“与玄学绝交”观点不敢完全苟同。
黄煌在文中说：“中医的当务之急，是与玄学绝交，尽快沿着自然科学的轨道运行。不要再强调‘医者意也’，不要强调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不要轻信内观、自省、顿悟及特异功能”。其实黄煌这里所说的“玄学”基本上都是中医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中医“比类取象”方法的具体体现。
“比类取象”方法的提出最早见于《素问·示从容论》，“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比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中医药学本身就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而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故又称为技艺。皋永利认为中医学具有文化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王振华博士认为，中医是通过“比类取象”的方式实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感性与理性合一即悟性，悟性（又称悟、领悟、顿悟、觉悟、体验、体悟）是一种全身心的协调、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既可以用心‘看’，也可以用感官、身体‘思’（体验、体悟），身与心感性与理性的界限模糊、融为一体，其具体运行方式就是比类取象”。（《博士看中医》）
我们要实现中医现代化，要发展中医，必须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这在中医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而“比类取象”是中医思维的基本特性，我们不能为了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就简单地认为它是“玄学”，对其轻易否定。按照黄煌的逻辑，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辨证也应该是玄学了，因为这些都无法实证，都充满着中医的思维特色，是不是也要远离？还有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张景岳的“阳气为身之大宝"、“人身只此一息真阳”等，是不是也应该加以否定？如果这样，中医药可能现代化了，但是中医也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笔者认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不但不能轻易否定中医思维，而且应该加强学习和临床实践，努力培养中医思维。中医“比类取象”思维方式，除了保留在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医著中外，也大量体现在中医医案、医话中，是我们培养中医思维很好的教材，我们应予以重视，加强学习和研究。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客观存在，不容否定。古人云：大匠示人规矩，不能示人以巧。这个巧就是机巧、技巧，就是艺术。这种机巧、艺术很大程度上就“只可意会，不能言传”，需要自己去亲历实践，去感悟。也就是说，不管中医药方书汗牛充栋也好，不管你学富五车也好，著书者都不能尽述其意，学习者也就不可能尽得其传。因此，你就不能指望通过书本学习就能掌握中医技艺，将书本知识用于治病，非但不能十全，甚至常动手便错，故又有千方易得，一效难求之说。所以现在学习中医又提倡借鉴师承教育方式跟师学习，希望学生通过老师的“心传口授”、“耳提面命”得到“真传”，提高诊治疾病能力。
以中医内科教材为例，我常对学生说，不管你内科书背得有多熟，一上临床就用不上。但是教材也只能这样编，而且编书的都是中医专家、大师。《中医内科学》对于每一个病从定义到病因、病机，临床分型治疗，以及加减变化都尽行了详细论述，可以说无所不包。在临床上却基本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很多东西都“只可意会，不能言传”，都需要临场发挥，并且每一个病人都不可能按照书本上去生病。这就是中医非常强调个体化动态治疗的原因，也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中医治病讲“三因制宜”，特别是因人制宜，就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病人的大小，胖瘦，正气的强弱等，都没有硬性标准，全靠医生自己去感受，根据病情辨证用药。又因为疾病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同时存在着较大个体差异，中医治病的特色和优势就是辨证论治，因此针对性强，同时随意性也大，很难规范，也就是说辨证加减变化灵活，实质上就包含着“医者，意也”之含义。即中医医师根据所学的知识、临床经验，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病情以意“度”之，随证灵活用药。正是因为临床病人病情千变万化，中医师在临床上诊治疾病不得根据病情灵活应对，因此很难重复验证。
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医思维，虽然很难把握，但他除中医经典和历代中医医著外，大都通过中医医案、医话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认真学习中医医话、医案，对于我们培养中医诊病思维无疑有很大帮助。比如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这些医案基本上能够真实反映其诊疗思维和用药经验，但该书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用某固定方治愈某病几十例的记载，而我们也只能借鉴叶天士中医诊病思维和用药经验，掌握如久痛入络，活血化瘀法，以及胃阴亏虚，养阴益胃法等，而不是照搬他的治病方药。
综上可见，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并不是说就可以轻易否定“比类取象”、“医者意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中医思维方法，并且错误地认为它们是“玄学”与之绝交，而是要继承发扬中医思维特色优势，用中医思维诊病，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医，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