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受到后世的尊崇。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里，就多次引用并加以发挥。宋代以后，学习和应用张仲景《伤寒论》的医学家就更多了，并逐渐形成了学派。
张仲景受时代的限制，不可能穷尽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方法，尤其是只有辛温解表，而没有辛凉解表的治疗方法，是其一大局限。东晋葛洪的《肘后方》曾提出，伤寒病是一个总名称，许多人因分不清包括的众多疾病和证候，故无法辨证论治。为此，提出用大葱、豆豉一起煎汤发汗，治疗一切需要发汗的外感病。如果这么简单的方法还不能汗出，还可以逐渐加药，加上柴胡，或者加上麻黄，一般就可以发出汗来，就能够退烧。这个方法，至今还被普通百姓所用。
到了宋代，著名的伤寒学家韩祗和首先反对张仲景麻黄汤和桂枝汤的辛温发汗方法，他在其《伤寒微旨论》中另外创立了几个偏于辛凉的发汗解表药方。他的学术主张被此后的一些学者所推崇。比如，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和朱肱的《南阳活人书》都说，使用张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如果是在春夏季节，或者是在南方，应该加上凉药一起用，否则会出现不良反应。这实际上是把辛温解表改造成了辛凉解表，只是在理论上没有阐述清楚。
到了金代，在今河北省的沧州市河间县出了一个著名的医学家刘完素（约1120~1200年），他大张旗鼓地提倡用寒凉的方法治疗伤寒热病。他说，伤寒只是病因，而发病之后，从头到尾都是热病，所以不能使用热药发汗，而只能使用凉药治疗。他自创的凉膈散、双解散等方药，既能发汗解表，又能兼清在里之郁热，所以临床疗效很好，避免了张仲景辛温解表发汗的不少弊病。一时之间，学习他这种方法的人很多，逐渐形成了流派，叫做“寒凉派”。由于刘完素是河间县人，故又叫“河间学派”，其影响深远。
张从正（字子和）非常推崇刘完素，把刘完素的学说发挥到了极至，形成了“攻下派”。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说：“百病皆邪”。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邪气引起的，而身体里的邪气，在上的可以用发汗的方法治疗；在胸部、胃脘的邪气，可以使用让病人呕吐的“吐法”驱除；在下部的病证、在肠道的病证，就应使用让病人腹泻的“下法”治疗。虽然刘完素的寒凉治伤寒和张从正的攻下治百病见效快，疗效好，但是由于不善于掌握适应证，或者有“扩大化应用”情况，故而很容易损伤人体正气，造成不良后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刘完素学说的不足。
据《金史·张元素传》载，今河北省易水县境内有一个医学家张元素，比河间刘完素稍微小几岁，其理论修养和治病经验都很突出。他主张古代与现代的自然环境“运气”不同，治疗方法也不能完全一样，所以不能照搬古人经验，而必须革新进步。由于他和刘河间都在今天河北省境内行医，故然就有了交流的机会，尽管他们的观点大不一样。
话说刘完素由于上了年纪，体质逐渐下降，稍不注意就感受了风寒，发起烧来，头痛、怕冷、恶寒，还时常呕吐，不能进食。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开方服药，但是一连几天就是不见效果。他心中很是纳闷：怎么不见效呢？难道我年老体衰，抗病能力下降已经不起伤寒病的打击，将不久于人世了？
刘完素得病不愈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
“医不自治啊！”有的人发出感叹。
“也许，他老人家气数已尽了吧？”各种猜测不胫而走。
张元素听了这些议论，一开始还不在意。心想，刘先生医道高明，不几日就会好的吧。没想到逐渐传出来刘完素病情不见好转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前去探望。
刘完素根本没有把张元素放在眼里，觉得他一个后生，在医道方面远没有自己造诣高深。因此，对张元素的到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来看笑话的吧。想到这里，本来还坐着的刘完素一下子就躺下了，身子往里一翻，一动也不动。
张元素进去之后，嘘寒问暖，刘完素则不理不睬，一声不吭。
良久，张元素见刘完素背对着自己，知道他很有意见。自己“不请自到”，或许已经严重伤害了刘老先生的自尊心。但是既然来了，而且是有备而来，一切都不是出于私心，就应该知难而进，不能退缩。
张元素说：“刘先生医道高明，是我的前辈。从前我读先生的著作受益匪浅，临床运用，常获捷效。但是恕晚生直言，您的学术主张有的地方不很全面，尤其是初学医者，用之容易出偏差，达不到应该有的疗效。”
“学问千古事”，说到学术主张，刘完素躺不住了，一翻身就坐了起来。
“没想到张先生对于我的拙作看得这样仔细，还请你多加批评、指教才好。”刘完素完全恢复了对待客人的态度。
“晚生岂敢谈指教！不过是个人观点而已。”张元素客气地回应着。
“先生、晚生并不重要，关键是学术主张如果有误那将是老朽难以瞑目的事情啊！”刘完素诚恳地说。
张元素看到刘完素有所转变，反而不忙着说学问，话锋一转，就说到了治病。
“各种医学理论都是为了指导临床治病，一个好的主张，应该靠好的临床疗效来验证。如果主张有理，在运用的时候不切实际，或者有所偏颇，就应该加以修正、补充。就说您眼下这个病吧，前面的治疗就未必恰当。”
张元素不慌不忙的话语就像一击重锤，重重地击着刘完素的心。
“那你说说错在哪里？”刘完素从来没有这样被人说过，他以前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赞美之声。
“《素问·热论》认为，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把得病的日期看得很重，这不符合临床实际。张仲景强调辨证论治，提出只要在表的证候存在，即使十日以上，仍然可以使用汗法治疗。这是很有见地的学术主张。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辛凉解表的理论法则与具体方药。辛温解表法虽然可以获得疗效，但是不容易掌握。张仲景本人就给麻黄汤、桂枝汤的使用定下了许多规矩，以防止出现偏差，这说明，他的辛温解表也不太好用。而且有的伤寒病发展很快，开方的时候还是发汗解表的证候，可是很快就成了只发热而不恶寒的里证，应该使用白虎汤清热了，如果还继续吃原先的麻黄汤发汗就药不对证了，还会出现不良反应。”
张元素一口气说了从《内经》到张仲景《伤寒论》的学术特色，他深入浅出的阐述让刘完素刮目相看：这个后生不一般！
张元素接着说：“您主张用寒凉药治伤寒，表里双解，这的确弥补了张仲景辛温解表的一些缺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是临床病证是很复杂的，有一些病人平素体质阳气不足，寒邪不能很快入里化热，一直是一个需要辛温解表的证候，这时就应该大胆使用辛温解表，这样才能一汗而解，才能退烧。如果表寒的征象很重，或者天气过于寒冷，使用了您的凉膈散、双解散就会出现发汗无力、阳气受挫的情况，疾病就会迁延不愈，多日发烧不退。”
张元素的话非常入理，刘完素听后不住点头。
“看来，你的分析很对。我年事已高，体质大不如从前，再加上今年以来气候过于寒凉，表闭不开，即使有小汗出，也不能完全解除表证。我原先的处方还真需要修改一下，再加一些辛温的药物进去，也许会疗效好一些。”刘完素心悦诚服地说。
“您在当初一起手开方就使用大黄，它性味苦寒，直走太阴肠胃，不利于太阳表气宣发。您年事已高，阳气已经不比当初，再加上苦寒药物伤阳，所以就不能汗出表解，体温也就日久不退了。按您现在的脉证，虽然已经患病八天，但仍然属于表证。如您所说，加入温药，撤去苦寒药物一定会有所改观的。”
刘完素随即改变了方药而获痊愈。两个人的友谊因此不断加深，而成为一段美谈。
张元素对于外感伤寒也很有研究，他的儿子张璧传承了他的学说。此外，张元素对于内科杂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借鉴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华佗的《中脏经》和宋代名医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的学术经验，阐发了脏腑辨证，发明了性味归经理论，这些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河北省境内的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1180~1251年），跟随张元素学习医学，把张元素开创的内科杂病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李杲主要阐发的是脾胃学说，因为在五行与脏腑的配属中，脾胃属土，所以他又被后人称为“补土派”。由于内科杂病大多属于慢性病，经常见到正气虚损的证候，所以又被称为“内伤杂病”。
在中医学的历史上，最先被人们认识的是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汉之前因重视证候表现，所以叫热病；张仲景之后，由于注重探索热病的病因，所以叫伤寒。几千年里人们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使其在理论与治疗方法上最先成熟起来，治疗伤寒热病的方药，亦经常被借用治疗内科杂病。
由于外感热病（伤寒）大多属于热性的实证，可以攻，可以下，而内科杂病虽然也有不少可以攻下的情况，但是许多时候必须使用补益的方法进行治疗。在刘完素的寒凉派和张从正的攻下派学说盛行之后，许多学习者不加辨别地套用他们的方药，从而形成了诸多弊端。当时，甚至流行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排毒疗法”，说没有病的人在春天服一些催吐、泻下的药物，可以把冬天里积蓄在体内的火气排出去，从而防病强身，延年益寿。这种“无病服药”、滥用攻下的做法十分有害。为此，李杲写出了《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两部著作，以区分外感病与内伤病的不同治疗方法，并提出了“脾胃一虚，百病由生”的观点。他善于使用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方法治疗疾病，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疗效。
李杲的家庭比较富有，他学习医学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救民疾苦。当年河北省藁城的罗天益来跟随他学习医学的时候，他首先问他：“你是来学衣食医的呢，还是来学传道医的呢？”
罗天益在学习“传道医”的过程中，因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李杲则拿出自己的钱给罗天益。
罗天益不好意思接受老师的钱，便百般推脱。
李杲生气地说：“金钱算什么？我把毕生的学术经验都传授给你了也没有觉得心疼，这些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李杲还说：“我的医学创造不为你罗天益，也不为我李杲，为的是天下的黎民百姓。所以你一定要用心学习！”
罗天益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不但行医天下，为民解除痛苦，而且还写出了《卫生宝鉴》以弘扬中医学，传承老师开创的内伤温补学说。
李杲的另一个弟子是河北赵县的王好古。王好古早年曾经跟随张元素学习，后来又跟随李杲学习医学，并著有多部医学著作。
明朝的薛已、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所阐发的内科杂病补肾学说，也受到张元素、李东垣师徒学术主张的影响，被后人一起归为“温补派”。由于这几个后来者都是江南人，至此北方的医学思想中心在元朝末年至明朝便转移到了江南。
最先接受北方医学创新思想影响的当属元朝的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人称丹溪先生）。朱丹溪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因母亲患病，而“众工束手”，使他下了立志学医的决心。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克服了学习上的种种困难，经过五年的勤奋苦学，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为日后的医学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朱丹溪已经三十六岁。他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到东阳师从许谦学习理学。过了四年，他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将理学结合于医学，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科举制度恢复。朱丹溪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科举的失败并没有使朱丹溪灰心，他认为，要使德泽远播于四方，只有学医济人，才是最好的选择。此时，他的老师许谦虽患病日久，但仍鼓励他学医。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专心从事医学事业。
有志不在年高，朱丹溪专心从医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他一心扑在医学上，学业大有长进。过了两年，朱丹溪四十二岁时，治愈了许谦多年的顽疾。
泰定二年（1325年），四十五岁的朱丹溪渡钱塘江，千里迢迢到吴中（今江苏苏州），后到宛陵（今安徽宣城），又上南徐（今江苏镇江），辗转建业（今南京），目的是寻找一位适合的老师。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便不顾夏日的炎热，日夜兼程，匆忙赶到杭州求教。
罗知悌精于医学，且得刘完素之学，为刘完素的二传弟子。其又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两家，曾以医侍宋理宗。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实践的教诲，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朱丹溪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即“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这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半后，罗知悌去世。朱丹溪安葬了老师后便回到了义乌老家。朱丹溪济世救人，为百姓治病，数年后，“声誉顿著”。
朱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至六十七岁时，著有《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有《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和《外科精要发挥》等，现今仅存前三部书。
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溪学派”，对中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家”。（摘自中医药出版社曹东义主编《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