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五脏之中的其他四脏也不同程度地主宰精神思维活动。
比如，中医学认为“肺藏魄”。我们说，这个人有魄力，或者说那个人有气魄，就是来自于中医学的认识。中医学认为，肺主气，司呼吸。气是人体活动的动力，也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没有气的参与，各种生理机能都不可能实现。肺气强盛，气就强盛，人才能有气魄，有魄力。
肝藏血，肝藏魂。肝血充足，人就机灵，多智谋；肝血不足，人体不仅筋骨无力，而且灵魂不活，缺乏智慧。
脾主运化，藏思虑，脾的运化功能旺盛，人的思虑就容易深入，谋略就高妙；脾的运化功能差，消化吸收不好，天长日久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虑过程，就不能有好的谋划。
肾藏精，也藏志。志就是记忆。一个人有很好的记忆能力，与它的肾藏精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肾精能够化生肾气，“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并且“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可见，肾精、肾气反映的也是全身的精气贮存情况。只有精血充盛，肾气充满，人的记忆能力才能提高。不可想象一个肾气衰微、精血亏虚、生命力极为虚弱的人，可以有好的记忆功能。
正因为中医学认为人的精神思维与五脏有关，所以中医学称五脏为“五神脏”。
一个人如果出现认识、思维、谋虑、记忆、胆识等方面的问题，中医学往往根据不同的表现，分别从不同的脏器入手进行调理，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不是象现代医学那样，对于精神萎靡、神经衰弱都给予维生素、谷维素；对于精神亢奋、失眠烦躁都予以镇静安神。尽管维生素与安神可以安抚许多身心不适的人，但是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医的心身医学有许多内容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发扬。
比如，中医说心在志为喜，又说过喜伤心，喜胜悲；肺在志为悲，过悲伤肺，悲胜怒；脾在志为思，过思伤脾，思胜恐；肝在志为怒，大怒伤肝，怒胜思。
也就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的正常情绪，但是不能太过分。如果放任任何一种情绪滋长，就会产生疾病。
不同的心理疾病可以用不同的情感来治疗。这一有针对性的心理情绪疗法，现在还没有引起现代医学的重视。现代医学还沉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里，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甚至把性的因素无限扩展，试图以此解决一切心理问题。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用激怒的方法治疗疾病最早记载于《吕氏春秋·至忠》，此后曾经被广泛地运用。虽然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有悖人伦纲常，也曾经引起许多人的误解，甚至因此而造成医学家的人身伤害，有的医学家为运用这一方法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此也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医学的博大精深而发出由衷的感叹。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记载说，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公元前301~279年在位）有病，多方医治未见效果，便去宋国请名医文挚前去诊治。
文挚不愧为当时的名医，他经过询问齐闵王的病情之后，反复思谋，觉得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才能治好他的病。但是如果激怒了齐闵王，自己的性命恐怕就难以保住了，为此他犹豫不决。
齐闵王的太子苦苦哀求，要文挚大胆治疗，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发生治罪的事情，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文挚出于治病救人的天性，并被太子的真诚所感动，决定为齐闵王治病。
可以想像，让一个国家的国君发怒是何等的难啊！小怒于事无补，大怒发作起来难以收拾，恰到好处的发怒是十分难以做到的。
俗话说，“天子之怒，伏尸千里，血流成河”。天子之怒、君王之怒岂是那么好玩的吗？！不亚于虎口拔牙。
文挚答应了给齐闵王的诊治请求，并约好了诊治的时间，但病中的齐闵王等到诊病日期的时候却不见文挚的到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三等还不来，迎接的使臣换了一批又一批，欢迎的宴席做了一次又一次，左等右等，文挚就是不来，而且推脱的理由都很勉强，齐闵王逐渐由期盼转为愤怒：
“他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地位；是要土地，还是要美女？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可他答应得好好的，为什么就是不动身呢？”
“是瞧不起寡人？敢蔑视寡人？！一个小国的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等寡人的病好了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他”！
经过漫长的等待，名医文挚终于出现了！
只见他慢慢腾腾来到齐王的病榻前，既不下跪，也不施礼，傲慢地穿着鞋子，登上了齐闵王的睡榻，一脚踩在齐闵王的睡衣上。
齐闵王的愤怒爆发了，一把推下文挚，大吼一声：“左右快给我拿下！这等无耻小人竟敢如此无理！”
齐闵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大叫、大骂，多日卧床不起、沉思不语的齐闵王不见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满面怒容、高声断喝的国君，一个决胜千里、不可仰视的齐闵王。
被捆绑的文挚眼里没有哀求，也不辩解，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诊疗活动都是精心安排的，太子知道！”
太子被齐闵王的转变震慑住了，吓得言语不清，裤子早就被尿液浸湿了一大片。
文挚的话齐闵王听也不听。他要生烹文挚！
帝王残忍之性爆发后，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代名医文挚最后被活活煮死。
文挚虽然去了，然而他的那种高尚的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学之人，并且他开创的用激怒的方法治疗忧思病的方法也没有失传。这种方法经过上千年的传承，不断致新，现在已广为使用了。
三国时期也有类似的案例，但后果要好得多。
《后汉书·华佗传》和《三国志·华佗传》有这样的记载：一个郡的郡守患病，请华佗治疗。华佗经过诊察，仔细分析病情，认为只有经过大怒之后，才有可能治愈疾病。
于是，华佗在收取了郡守许多钱财之后，既不给他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也不开方药，而是留下一封信，大骂郡守。
郡守一见这种情况，怒从心头起，恨由胆中生，立即派人追杀华佗。
郡守的儿子知道底细，便假装派人去追，实际按兵未动。为此，郡守怒发冲冠，不可遏止，气往上涌，一张口，吐出一口黑血，腥秽难闻，此后又连吐数口污血，久治不愈之病由此豁然而解。
华佗继承了战国名医文挚的治疗方法，且奏成良效，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人身伤害。可没想到树大招风，三国枭雄曹操竟然因为华佗“恃才傲物”、服务态度不好，借故将他杀了。
华佗高超的医术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还因此成了曹操杀害他的借口，怎不令人悲愤叹息！当八岁就能称象的神童曹冲因病情危重诸医束手而终于命丧黄泉时，曹操才想起了华佗。他老泪纵横、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司马迁在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对于扁鹊因为技术高明被人暗害的不幸遭遇极为愤慨。他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技见殃”。“老子曰：‘美好者，不详之器’。岂谓扁鹊等也！”
本来美好的善举应该得到人们的赞美；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应该得到好报，可是世俗的丑类、谄媚小人却嫉贤妒能，中伤陷害贤能的君子，岂不可恨！尤其可恨的是，他们卑鄙的计谋常常成功，真是令人叹息不已。司马迁更是感同身受，怎能不感慨系之？！（摘自中医药出版社曹东义主编《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