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可见重视脉诊，将脉学研究到至精至微的程度也可以重现扁鹊之学。
老百姓对它的痴迷不亚于中医界，近十几年，脉诊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脉诊，可有可无”、“不过是障眼法而已”的言论，已经由不少的业内人士在私下里道出来。试问，古代众医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村落，不会诊脉，何以立足？而且纵观大医临证，每于疑惑不前之时，诊脉以辨吉凶。
坦白地说，中医不靠脉诊，只依靠望、闻、问谁能认得清，认得准老百姓的疾病，长此以往人们还敢相信中医吗？故抓住一个能够客观化的东西，将中医的理念发挥出来，从中体现出中医体系的严密和精深，脉诊是一个很好的入手处。下面介绍一下我的心得：
我将寸口诊分为十点（十个部位），每一点再分浮中沉三位（其中八个部位），在临证诊病时，又将浮沉位再分为二层，这样，八个脉点，三八二十四个脉位，足可以将疾病了解清楚（当然，在危重病还要结合趺阳脉、太溪脉）。
以我在临床的实践看（先诊脉，后论病），这样的境界做起来也不难。将十个部位的信息全部搜集一起，经逻辑推理后，排列组合，难道还得不到相当确切的结论吗？
值得一提的是，脉学的理论全部来源于《内经》、《难经》，很散在，不够直白，需要悟，还急不得，甚至有些地方古人认为已经很白了，我们看起来还是无动于衷，缺少心心相戚的东西。这不怪古人，只能怪我们自己不灵透，因为人要想灵透，在于重德，无德不立。《脉经》虽是集大成之作，但我们只能得到“知其然也”的信息，即“什么脉主什么病”，无法“受人以渔”，这样是不行的，长此以往，如何能信任其真实性？我在几次学术会议上都提到这一点。“指下难明不要紧”可以通过长期的训练，而且如果你掌握了诊脉的原理，知道为何脉诊是有道理的，你就不会怀疑，而且学习脉诊还很快。举几个例子：
一病人，左关浮取弦兼有滑象，右寸近手腕凹陷处洪大而有结象，我告诉他，你忧愁且做事犹豫不决，出现胸闷症状，患者诧异：“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中医认为，左关主肝胆，胆主决断，决断不利则胆气不降，少阳胆气不降则浮弦，就久虑不决则有弦滑象，右寸近手腕凹陷处洪大而有结象主忧愁，乃气海壅塞之象，今你左关浮取出现弦而不柔之象，定是思而不决之义；又右寸主肺，肺志在忧，今见你气海一派气机郁结之象，结合胆脉，可知定是发愁所致，而且少阳不利，兼有微滑之象，必出现胸闷。于是，治疗当然是和解少阳，温胆汤加减，嘱其主动减少思虑。病人笑称我是“半仙”，其实，我所应用的东西，没有一点跑出《内经》、《难经》。
一女病人，右寸关浮取细涩略带紧象，直接问病人：“你胳膊痛吗？”患者立刻笑说：就是左胳膊痛，近来有严重之势。原因在于：右寸关浮取皆主手阳明，足阳明，今只见到二经细涩紧可知病在上焦，在经。上焦手阳明走行循上臂，故问其故。脉行与经脉走行是分不开的，怎能不科学？
记得在非典刚刚结束之时，我碰上一个女病人，发烧四个月，均高热４０℃以上，患者辗转求治，医院出院未有结论，只是给其四片强的松来压制高热。刚开始只有靠摸索。对我来说只有靠脉诊摸索。大医院各种仪器、化验指标都差不出的东西，脉诊有用吗？我坚信，有用。加上我以前从事西医工作，知道这些仪器化验检查的优劣，我接诊了这个病人。第一天，脉左右关沉取滑数大有力，考虑肝脾湿热毒，四逆散加减，热势少减，已达不到４２℃了。第二三天仍按以上方治疗，但效果似乎维持不变了，脉象滑数不减，但却得到一个信息，患者是厨师，嗜食奇珍异兽，如猫头鹰、蛇之类，于是认定可能是病毒，属于《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合方升麻当归鳖甲汤，再由于病人长期使用激素、抗生素，出现霉菌性阴道炎，嘱其坐浴，以苦参、雄黄等药物熏洗，一剂。第四天，热已退至４０℃以下，其余症状均减轻，只是脉象由原来的沉取滑数变为左右寸浮取滑数有力（沉取滑数已减），我想，热毒由中焦至上焦、由里到外、定是向愈之象，只是热毒未消，仍有反复之势，加蜈蚣、地龙，以毒攻毒，继续升麻当归鳖甲汤合四逆散加减。第五天，激素已减至二片。第六天，激素剩一片，体温３７．３℃以下，其余症状基本消失，偶有头痛。第七天，体温正常，脉诊只见到左右寸部浮取滑象（沉取滑数基本消失），激素已减完，症状均消失。我从这件事深刻体会到，治病毒中医有办法，脉诊不敢丢，而且当后来我再次研读到《灵枢·刺热篇》时，发现该病症状与心热、肝热相似，但又不全是，而且通过我的切身体验，感觉到《刺热篇》整理凌乱和资料堆砌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该篇基础之上，结合脉诊，重新完善毒入五脏致热的病理还是有可能的，这对今后全球抵御病毒致病，比如禽流感，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从《内经》中获得脉理，从实践中验证脉理，逐步积累，加强脉诊的可推理能力，使之成为发展中医的重要工具，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