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广西城乡还可见到一种治小儿夜啼的符咒法,把写有 "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哭王,路人行过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 " 的符咒丢在路口或贴在路边的树杆、电杆、墙壁上,路人走过念一念,小孩的夜暗病就好了。这是巫医治病的一个范例。
张紫晨先生指出,我国最早的饮食和医药知识,从它产生时起就带有某些非科学性和神秘性,并举先秦古籍《山海经》关于草木鳞介和各种奇异动 物的浓厚巫术色彩和禁忌意义为例,这种文化氛围,对中医影响深远,历代中医文献不乏巫术和禁忌的描述。壮医在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些,表现在医巫结合和服食药物的诸多禁忌方面。
壮族先民由信仰鬼神而产生了巫文化,据研究,左江崖壁画表现了日、月、星辰崇拜,对此古籍不乏记载,直到近代、现代,壮族地区的巫风仍有所遗存。巫文化对壮族医药的影响,先是巫医合一,后是医巫并存,最后医盛于巫。古时壮巫分巫婆和魔公,主家有病痛或灾难,请巫婆和神对话,问明病灾的原由,再择吉日请魔公举行法事,杀畜禽敬祭,劝离神仙,穰解厄难,舞刀剑,烧油锅,镇妖赶鬼。壮族民间传说三界公能驱邪除魔,保境安民,奉为医神,而立庙祭祀,旧时壮族地区各较大村寨都立有药王庙,每年定期祭祀,都是巫文化的反映。壮族医药中医巫并存的情况长期存在,壮医对某些疾病确有较好的疗效,却往往以巫医的形式出现,这在解放前,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壮族民间更是如此。刘锡蕃《岭表纪蛮·杂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蛮人以草药医治跌打损伤及痛瘟疮毒外科一切杂疾,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 并有亲眼目睹为证:" 予尝见一患痛者,延憧老治疾,其人至,病家以雄鸡、毫银、水、米、诸事陈于堂。术者先取银纳袋中,脱草履于地,取水念咒,喷患处,操刀割之,服血迸流,而病者毫无痛苦。版尽,敷以药即愈。" 这确是对历史上壮医治病的比较客观的记载,直到现代,壮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这种独特的治疗形式,不同的是,念咒的角色由患者的亲属来担任。如果把这种治疗形式视为纯粹的迷信加以摒弃,无疑会连同其中合理的医学内容一起丢掉。念咒语喷符水并不妨碍壮医的施术和用药,也不能否定壮医的确切疗效,有些记载说壮族 " 病不服药,惟事祭鬼 " 是片面的,至少是夸大了巫的作用。很难设想,壮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靠医药的保障,而是靠鬼神的庇佑来繁衍生息的。同属于南方,与壮族毗邻的楚人,举国上下均沉溺于迷信鬼神之中,屈原的《楚辞》,尤其是其中的《九歌》,描绘的是一种神秘而浓郁的宗教气氛。祖籍楚地的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以其亲身见闻来解释巫医的治疗效果,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壮医医巫并存的状况有帮助。周先生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一书中说:" 我在小时候就常见湖南乡下巫公(男巫)治病,有时即手持有长柄的大油锅,燃着烈火在病人床前一再熏,口中念着咒语,煞可惊人,并时时喷洒使火炽烈,说是驱邪驱鬼。"……至于巫医自己可能用酒,这可与希腊古代的巫师和女祭司对比,他们也常喝了药物饮料,在半癫狂状态下,认为已被神灵所依附,代替神说话。" 周先生的知识广博,视野宽阔,在巫医问题上不但联系到我国古代的《诗经》和《黄帝内经》等经典,而且联系到古希腊,可见巫医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是普遍存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巫逐渐消失,医则发展并逐步成熟,而壮医则表现为医巫长期并存的局面。
壮族先民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于是他们就想象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某种威力元比的神秘的神灵在起作用,从这种 " 万物有灵 " 的认识,推想人自身及行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各种神秘的关系,形成了 " 天人一体观念 "。这种观念是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以及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等理论体系的基础。
壮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重大影响,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壮汉文化的交流开始于先秦时期,随着汉字的传人,学校的建立,儒家和道家等思想的传播,壮族的巫文化吸收了汉文化的适用部分,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成了壮族文化在表面上与汉文化无异,而在心理、思想观念等深层结构方面仍保持壮族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壮医学上,一方面引进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等学说 ; 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