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壮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
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约略于唐宋之际，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型。
（一）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毒、蛊、痧等病症，逐步有所认识。
《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两江（按：指左、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两江流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但作者是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其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所称“土人”，当是指民间壮医。可知这时的壮医，已经知道按发病季节对瘴疾进行分类，并从实践中得知，发作于8、9月的黄茅瘴，病情最重。这和壮族地区民谚：“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对于蛊毒、痧症、瘿瘤等病症，民间壮医分类也甚详。一些方志杂说有壮妇蓄蛊放蛊说，这当然是诬蔑之词，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也反证了壮族民间对蛊毒的病因和解毒治疗方法，有较多的认识。
（二）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在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曾经发生了一次壮族农民起义。统治者以诱捕的方法，捕获了区希范、蒙干等义军首领56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一些医人，对尸体进行解剖，绘下《区希范五脏图》。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在解剖的过程中，还从医学角度进行了一些观察：如“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区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等。这次解剖事件，虽然是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背景，说明北宋王朝的极端残忍，但在我国医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它发生在壮族地区，除了说明统治阶级有意在少数民族地区肆施淫威、随意杀戳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壮族民间对于尸体解剖或多或少是能接受的。如果象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对尸体解剖的绝对禁止那样，统治阶级即使捕获义军首领，也不会便在当地逐一解剖。联系到壮族民间有拾骨迁葬（二次葬）的习俗，如《宁明县志》记载：该县壮族“于殡葬三五载后，挖开坟墓，仔细拾出枯骨，俗称‘拾金’，把拾出的枯骨抹拭干净，再用香火薰干，然后按一定的规则纳于一瓦坛中，……”更能说明壮族民间对人体解剖是有一定认识的。民间老壮医们大都能用壮语说出人体各部骨骼的名称，对气血及五脏六腑都有壮语的叫法，亦可佐证这一结论。对人体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的认识也有所进步。大约自宋代以后，壮医已引进阴阳的概念，作为说理工具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并逐步形成天地人“三所同步”以及“三道”、“两路”、“毒虚致病”理论，从而使壮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