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藏医药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近20年来进入黄金时期。这种研究大体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体性研究，即由藏医药学者整理、出版、注解藏医药经典著作或进行综述性研究，如西藏、青海重新出版了《四部医典》、《月王药诊》、《蓝琉璃》、《祖先口述》、《藏医史》、《宇妥·元旦贡布传记》、《晶珠本草》、《藏医临床札记》、《藏医药选编》等30多部藏医药学古典名著，编著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卷》、藏医高等院校教材,强巴赤列整理、注释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措如·次朗编著了《四部医典大详解》，青海省整理出版了《帝玛·丹增彭措医著选集》等等，都属于藏医药学继承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另一部分是多学科研究，即多学科的学者对藏医药文献的整理和汉译。通过汉译、注释和鉴定，把藏医药介绍给全国人民，促进了藏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这方面青海的学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
一、《四部医典》的直译偈颂体韵文本（1983年版）由李永年先生翻译，青海的谢佐先生帮助作了最后的修改和校订。之后，《四部医典》出了两个散文本，一本是由青海的马世林、罗达尚、毛继祖、王振华四人译注的《四部医典》（1987年版），另一本是由青海省藏医院李多美翻译的《医学四续》（2000年版）。李多美还汉译了罗桑却佩的名著《藏医药选编》（1985年版）。另外，青海民族学院毛继祖教授等汉译的《四部医典蓝琉璃》也已脱稿，等待出版。
二、关于藏药学的编著和汉译。如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文革时期改为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编著的《青藏高原药物图鉴》（1972年版），该所杨永昌主编的《藏药志》（1991年版），青海省药品检验所和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藏药》（1996年版），青海省药品检验所罗达尚主编的《中华藏本草》（1997年版），由青海省药品监督办公室吴焕才主编的《常用藏成药诠释》（2000年版）等等，都是现代藏药研究的专著。
三、《晶珠本草》的整理、注释和汉译。由青海学者毛继祖、罗达尚、王振华、马世林等四人译注的《晶珠本草》于1986年出版。《晶珠本草》的翻译涉及许多药用动植物基源的识别和鉴定问题，首先在形态学上予以正确描述和认定。罗达尚以他的植物分类学知识和几十年野外工作采集得来的资料，做了全面的鉴别和注释。《晶珠本草》的四人译注班子也就是当年《四部医典》的译注班子，罗达尚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但罗达尚并不因此满足，他对藏本草的钟爱和研究一刻也没有停顿，于是又有了《新修晶珠本草》的诞生。他按照《晶珠本草》的思路和体例，删繁就简，分科归类，补充新的材料，使之更丰富、更全面、更适合于当代藏医药工作者的使用和研究。
《晶珠本草》是藏药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帝玛·丹增彭措生于青川藏交界的达江县，8岁即入格孜日寺院当童僧，接受名师指导和刻苦训练。他学习勤奋，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特别精通藏医药学及天文历算学。由于其早负盛名，卓尔不群，被人以不守寺规等莫须有罪名逐出寺院，一时流落到德格拉托行医。随后又受到拉托王的妒恨将他驱逐出拉托地区，并把他多年撰写的藏医药文稿42函或焚烧，或抛入大河。于是丹增彭措长期转辗异乡，足迹遍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广大地区，也到过印度。经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于1743年著成《晶珠本草》。由于他平生坎坷流离，其所经之处又多偏远闭塞，因此，《晶珠本草》的写作经过、完成时间、出版过程曾有几种说法，引述者也因此以讹传讹。丹增彭措的其它著作都散落在广大草原。上个世纪80年代，青海省玉树州藏医院的藏医骑着马，淌河赶路，到一个一个牧民帐房去收集散落的彭措著作，他们得到以后，立即组织人员誊写，后来才有复印机复印，最终编辑出版了《帝玛·丹增彭措医著选集》。从医著选集可以看出，彭措不愧是一位医学造诣极深且富有实践经验的藏医药学家。
《晶珠本草》所载的药物，大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这些药物资源，过去缺乏系统调查，传统的中医本草学又很少记载。因此，基源的认定，品种的鉴别，主治功能的印证，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毛继祖等人的藏文水平和文史、社会学知识和罗达尚的植物学基础以及野外采集成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到后来的医药卫生事业全面改革开放，罗达尚的藏药学知识与日俱增，加上他的组织能力和文字功底，都促成了他在藏本草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前面提到的若干藏医药经典著作的汉译和藏药著作的编写，大部分都有罗达尚的参与。如果我们客观地知人论世，也就不得不公认他对藏医药学的积极贡献。
藏医药学的内涵，浩如大海，很早就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第一个介绍藏医药的欧洲人是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IppolitoDesiderr（1684-1733），他曾于1716-1721年在拉萨学习和传教。他在笔记中写道：“西藏有许多杰出的藏医，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医师……药物通常为丸或散剂，治疗效果十分显著。”这部手稿曾失踪了150年，于1875年重新发现，1937年正式出版。1835年，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deKr５¨os¨o1784-1842）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的文章，介绍了《四部医典》的梗要。通过这些介绍，欧洲研究藏医学的人日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米兰都设有专门的藏医药学习和实习中心。在德国同样如此，德国乌尔姆大学的J.C.Aschoff教授收集了从1789年到1995年间全世界公开发表的藏医药研究文献共1712条，并予以出版。美国在1890年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4期介绍了藏药的信息。以后整整一个世纪研究藏医药者络绎不绝。1998年11月由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发起组织了“第一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会议分5个部分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一）传统藏医药的现状和实践，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ChristopherBeyer博士主持；（二）藏药的现代科学研究及临床试验，由瑞士帕德玛公司的HerbertSchwabl博士主持；（三）藏医药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其方法学研究，由法国巴黎CHRS的FernandMeyer和美国的B.AanWallace主持；（四）意念/形体关系及精神疗法在藏医中的应用，由美国Mind/body医学研究所的HerbertBenson博士主持；（五）藏药资源的保护及其利用，由美国的JohnAckerly主持。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交流论文100多篇。“第二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也已在华盛顿召开。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开始于18世纪末期，1903年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第一部《总则本》的俄文本，并介绍了《蓝琉璃》的情况。从19世纪初期到1979年发表的有关藏医药方面的俄文文献和出版的俄文书籍共433篇（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藏医药研究文献达数千篇（参见魏立新《国外藏医药研究概况》一文，载《中国民族医药通讯》2002年第11期）。
以上简略介绍了国外研究藏医药的一些情况，读来令人汗颜。作为藏医药的祖国，对比一下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声势，怎能不强烈地增加我们研究藏医药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我国现有25所传统医药高等学府中，除西藏、青海藏医学院和成都中医药大学、甘肃、云南中医学院以外，其它中医药院校很难找到藏医药的研究阵地。我们不少医药专家对藏医药的学习和认知实在太少。但他们往往有资格鉴定藏药和评审藏医药的科研成果。他们以西医西药的准绳和一刀切的“规范”拨弄民族医药的琴弦，使民族医药长期成为现代医学高墙之下的奇花异草。可喜的是，在藏本草研究这一领域，经过罗达尚、杨竞生、杨永昌、毛继祖等一批学者在《四部医典》、《晶珠本草》基础上的认真整理和积极探索，对基原形态、功能主治、临床应用等方面的汉译和综述，其水平已居于领先地位。至于对每种药物的现代研究和开发，尚待国人继续努力，积极取得成果；当然，也不排除“墙外结果”的可能性。如此说来，罗达尚《新修晶珠本草》的出版，该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