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论痛风》 路志正
朱丹溪是我国元代名医，1281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赤岸镇。因家近丹溪，故名。丹溪天资聪颖，六岁即能作声律诗赋，世人称“神童”。30岁时，因母患痹疾，众医束手，而有志于医，自学《素问》三年，似有领悟。闻罗知悌医学精博，诚心拜师求教，后丹溪日夜攻读，严寒酷暑不辍，医术日益精进。学至三年，名扬四方，成为名医。于48岁时（1328年）回家乡行医，服务桑梓。他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既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扎实的文学素养，善汲诸家之长，因而认识到江南依山傍海，地土卑弱，“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故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点。他看到当时医家盛用辛燥之《局方》，深感与临床实际不符。力主在治疗原则上应滋阴降火，勿妄动相火，开滋阴清热之先河，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并因此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由于义乌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嗜食酒肉厚味等情况，因而有痛风病发生的条件，丹溪在67岁时，著《格致余论》一书，内有痛风论一篇，明确提出：“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水，或立湿地，或偏取凉，或卧当地，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这里他明确指出：本病因，是自身血分受热，再受风寒湿等诱因而致，与一般风湿病先从外受六淫不同，此其一；由于血热，又受寒凉，热血得寒，而污浊凝涩，此其二；其痛所以夜剧，是行于阴之故，此其三。
在治法上，虽指出“以辛热之剂，流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与气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数种治法稍异，谨书一二，以证予言”。从所举三个病例看，一是60多岁男性患者补血温血，以四物汤加桃仁、牛膝、陈皮，生甘草，入生姜研潜行散（即单味黄柏）。二是30岁女性患者，因食味甚厚（肥甘厚味），性情急躁，挛缩数月，诊为挟痰与气证，当和血疏气，导痰，以潜行散入生甘草、牛膝、桃仁、通草、炒枳壳、姜汁煎，半年而安。三是20多岁的男子，痢后患痛风，叫号撼邻，诊为恶血入经络，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作痛，用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入生姜研潜行散。这三个病例，第一与第三所用药物基本都是四物汤加活血通络药；第二例明确指出是饮食肥甘，其治不用导滞药，而用活血通络、理气药；这三个病例都用潜行散、生甘草，以苦寒躁湿，清热解毒是其特点，这与丹溪所说“湿热相火为甚”的论点是一致的。
在《丹溪手镜》中，作者将痹列为十一，痛风十三，清楚表明二者非同一病症。《丹溪心法·痛风》中，尽管有寒、有湿、有热、有痰之不同，但所创制之上中下通用痛风方，力求通治。从组方遣药看，是将清热燥湿之二妙散，泻火行水之龙胆、防己，活血祛瘀之桃仁、川芎，燥痰祛风之南星、白芷，祛风通络之桂枝、灵仙，消积和胃之神曲于一炉，共奏疏风祛寒宣于上，清热利湿泄于下，活血祛瘀，燥痰消滞调其中，以达到三焦同治之目的。当今，我们有必要了解其思路，但决不能不加化裁地用古方以治今病。
《丹溪心法·痛风63》中。列举了分别体质和不同证候的加减用药，对我们研究防治痛风病有很大的启迪。如治酒湿痰痛风、气实表实，骨节痛方、阴火痛风等，均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