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国外遭遇“专利抢注热”
今日中医在国际市场一改以往的“低调”，一路走俏。我国著名老中医吕炳奎的传人、其子吕嘉戈不无忧虑地说：“目前，西方国家抢注的中成药专利已达1000多种。像哈佛大学开辟了中草药园地，专程请四川的老药工去哈佛指导种植。日本欲把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皇汉医学’、‘汉方医学’改称为‘东洋医学’。美国在中药研发上更是不惜重金。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把中药当作一种战略产业来发展。”
湖北中医学院刘焱文教授对半月谈记者分析说，各国过去对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偏见正在发生转变，特别是中医在非典中发挥了比西医更为明显的作用之后。同时，国外医学界也开始认识到化学药物的副作用相对较大。美国制定的未来药剂战略中，化学药物的比重大幅减少，而中药和生物制剂则占了较大比重，这对中药起源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无疑是一个警钟。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田景振说，我国的中医药研究现在在国际上已处于落后状态。据最新统计，国际中药市场销售中，日本产品占到了80％，韩国占10％，而我国只占了3％，其中大部分为原料中药材和保健药，且我国中药进出口已出现贸易逆差。
一方面，中医药在国外出现了“专利抢注热”，另一方面，国内中医药专利申请却遇到了制度障碍。据专家分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专利保护审批周期长，从中药发明专利申请的提出到最终授权，大概需要将近3年的时间。其次，不注重中药商标的注册，名牌流失严重，常常发生“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冲突”、“药品通用名称与商标混淆”等问题。第三，中药品种保护对象有局限，对中药的生产方法、专用器械等不给予保护。
中医药在自家处处撞冷墙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统计，1949年，我国中医从业人员50余万人，而在人口从5亿剧增至13亿的今天，我国中医从业人员已锐减为27.6万人。其中，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相反，西医从业人员则从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现在的175万人。目前，掌握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几乎都是50岁以上老人，我国传统中医药正面临消亡的危险。
而在全国等级医院方面，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目前有14953家，中医院仅2492家，二者之比约为6:1，且中医院规模远远小于西医院。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西医院校占了104所，中医院校只有32所。
目前，我国中医院校每年招生人数数以万计，但培养出的真正中医并不多，名中医更是十分罕见。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对32所中医院校的调查显示，中医药大学学生约1/3的时间学习西医，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了1/4。因为对中文要求不高，很多学生基本看不懂中医古籍，就更谈不上利用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来为病人看病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研究员近年在招收研究生时就发现，由于课程设置和考试关系，许多参加面试的“准研究生”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对基本的中医药理论却知之甚少，“一问三不知，真不知道这些学生毕业后怎么给人看病！”
中医教育西医化直接导致了“中医”看病西医化。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说，我国现在的等级中医院中几乎没有一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院，大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许多“中医”已不会运用望、闻、问、切治病了，必须借助西医仪器才能诊疾断病。所以，不少中医医院已经沦落成“二流的西医院”了。
此外，由于当前中药管理基本遵循“西药成分论”的思路，中药发展在“现代化”的旗号下正越来越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本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研究员说，按照现行新药管理办法，中药再也出不了类似六味地黄丸、牛黄清心丸这样的名方成药，只会出黄连素和青蒿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王丽对医院病人的调查显示，90％的病人不再相信中医。而关于中、西医在人们心目中位置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是要靠西医，只有患上某些慢性病，西医没有好办法解决时，才考虑去看中医。
发展中医药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针对当前群众普遍反映的看病贵、农村和社区医疗保障体系弱等难点问题，专家认为，鉴于中医药长期以来形成的“简、便、廉、验”的特点以及在预防疾病、增强人体免疫能力方面的突出优势，中医药在我国医保体系中的地位亟待加强。对于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乃至城市社区而言，中医药有着广阔的用武空间。确立中医药在农村和社区医疗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既符合当前提出的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的要求，又能切实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湖北省中医院副院长巴元明等专家认为，中医药在构建农村和社区医保体系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诊断简便，疗费低廉，就地取材，预防保健。全国政协常委程津培、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等专家呼吁，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医保体系的最佳选择。围绕这一框架，当前亟待实施中医药人才、中医药科研、中药产业发展和乡村中医药四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