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自己身体这种大事上，我们还是应该放下民族感情，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现代医学。
这一章也许会使你大吃一惊，甚至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科学!
不可轻信中药的疗效
有不少人，由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而轻信中医药神话，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医药。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前些年很流行的发功治病、特异功能治病，其实也是利用心理暗示的作用；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即在试验过程中，患者本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物还是外观像药物的安慰剂，以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主治医生也不知道哪个患者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在判断疗效时有主观偏差。究竟谁吃了药物、谁吃了安慰剂由第三方掌握，在最后统计疗效时才公开。如果药物组的治愈(或好转)的比例明显高于安慰剂组，我们才能确定该药物有疗效。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如果以“个体化治疗”为借口自欺欺人，拒绝临床试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现代医学承认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所以药物往往只对一部分病人、而不是全部的病人都有效，所以才需要做统计。但是现代医学并不认为个体差异会大到每个人都只能用特定配方的药的地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效的。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良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是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现代药物在说明书中都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我抽查了几种常见中成药，都对毒副作用只字不提，最多在“注意事项”中写一句“孕妇禁用”，给人以为中药对普通人都无毒副作用的印象。
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泻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许多中药补药都含有重金属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重金属中毒。可笑的是有人在服了中药补药后感到“燥热”、“上火”还以为确实很补，不知那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有其价值，但是没有那么神，可以作为某种辅助治疗方法。例如可以镇痛。这方面国外生物医学界有不少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发明了模拟针灸的“安慰针”，能够对针灸进行盲法测试，所以可以确定它对某些疾病有一些治疗效果，而不是完全依赖心理暗示。对针灸作用机理也有一定的了解，例如针灸能镇痛，是因为刺激某些穴位能促使神经系统分泌有镇痛效果的神经递质。这和什么“经络”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国外对针灸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不符合“经络”的预测。
由于中药的疗效、毒副作用不明，那么对待它就要像对待新药开发一样，进行药理、毒理研究，通过体外实验、动物试验、一到三期临床试验、流行病学调查这些阶段，遵循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安慰剂对照原则、随机化原则、盲法试验原则，确定其疗效和毒副作用，才有可能获得承认。真正要做到量化，成为现代药物，则必须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例如从麻黄提取的麻黄碱、从青蒿提取的青蒿素，是极少数已被公认的成功例子。抗疟疾良药青蒿素一直被当成开发中药的范例，其实它的研发只和中药沾了点边。它是从晋葛洪《肘后方》有关绞取青蒿汁可治疗疟疾的记载获得的研究思路，但是中医用于治疗疟疾的传统方剂青蒿鳖甲煎却对疟疾无效，因为煎煮破坏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失去了药效。几十年的研究才得到这么一种药物，说明从中草药发现新药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价值不大。有一段时间世界各大药厂很热衷于从草药中开发新药，但是也由于效率太低、获益不大，目前已渐渐冷却。在分子水平上进行药物设计和筛选是新药开发的趋势。
各种中药方剂、民间验方、祖传秘方、中药补药、中药保健品等等目前仍然很有市场，了解一点现代医学常识，不要轻信各种广告、传言，不仅可以少花冤枉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少受点罪。否则，在盲目服用中药之后引起不可逆转的慢性中毒，就悔之晚矣。
当心被慢慢毒死
我曾经频繁地“下毒”。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遗传信息的转录机制(即遗传信息从DNA传递到RNA的过程)，转录过程是由一种叫做RNA聚合酶的蛋白质控制的。在做体外转录实验时，加入一点α-鹅膏蕈碱即可以抑制RNA聚合酶的活性，从而终止转录。顾名思义，α-鹅膏蕈碱是从鹅膏蕈提取出来的毒素，这种毒蘑菇的毒性极强，吃1～3朵就足以致命。受害者在吃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异味，而且吃后要过824小时才出现中毒症状，毒性发作时可能已离开了犯罪现场，是理想的谋杀工具。这个特性很早以前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公元54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吃了一盘蘑菇后，过了12小时突然死亡，据信就是由于他的第四任妻子阿格丽品娜在其中偷偷掺了鹅膏蕈导致，使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尼禄得以继位。
隐秘的“中毒”
还有比这更缓慢也更隐蔽的下毒方法。往受害者每天饮用的咖啡中加一点砷、铊等重金属，使毒素慢慢地在体内累积，到毒发身亡时看不出有中毒的迹象。这是侦探小说常见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不过，现在通过化验尸体组织，不难发现死因。有人化验了被珍藏到现在的拿破仑头发，发现砷的含量很高，怀疑拿破仑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用这种方法毒死的。
还可能有人由于经常吃中药补药，慢慢把自己毒死了。台湾卫生署和美国各地卫生机关都发现多种中药补药含有过量的重金属，如砷、汞等。吃这类补药会“发热”、“上火”，让人感到好像很“补”，其实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中药是作为食品进入美国的，无需经过批准就可销售，但是如果发现有毒，就会被禁止。许多常见的中成药因被检测出重金属含量过高而在美国被禁。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成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公告禁止服用和销售“鹧鸪菜”。(中成药“鹧鸪菜”并非一种草药名称，而是一种主治小儿肠道寄生虫疾病中医成药品牌名称，含有山杜莲、山渣、罗仙子、牛银和马钱子等成分。)
牛黄安宫丸是治疗“脑死亡”的王牌吗?
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份，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汞的含量在每丸7.8毫克和621.3毫克之间，砷的含量在每丸0.1毫克到36.6毫克之间。其原因可能是这些药丸都掺了被中医当药用的矿物质雄黄(硫化砷)和朱砂(硫化汞)，虽然在其成分中并未注明这二者。其中含量最高的是谣传治好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脑死亡”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每丸含砷量在3.21毫克到36.6毫克之间，含汞量在80.7毫克到621.3毫克之间。研究表明，一天服用10毫克硫化砷或260毫克硫化汞就足以导致慢性中毒。有报道声称给刘海若“每天早晚各‘灌饲’一粒牛黄安宫丸”，将这当成若转危为安的“王牌”，事实上是在毒害她。此外，“大活络丸”、“牛黄清心丸”、“再造丸”、“牛黄降压丸”等常见中成药也被发现含砷、汞。美国加州禁止出售含砷、汞的食物、药物，美国东方医学学会建议最好避免使用这些中成药。
龙胆泻肝丸与尿毒症
许多被历代中医视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含有慢性毒，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例如，大量服用灵芝会造成急性肾小管坏死，黄连因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而在新加坡和美国被禁，“止咳良药”款冬久服会导致肝癌。其中最著名的是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因为涉及同仁堂生产的名药“龙胆泻肝丸”而轰动一时。
2003年2月，新华社以系列报道方式首度向国内公众披露，北京同仁堂制药集团生产的“清火良药”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而可能导致尿毒症。新华社的报道是由于收到许多人的反映而引发的。作家张家瑞经常出现中医所说的“上火症状”，开始服用据说具有“清火”功能的龙胆泻肝丸，断断续续服用半年后，却患上尿毒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文祖也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后，出现肾功能衰退症状。记者调查发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自1998年10月收治第一例马兜铃酸病人，已有一百多例此类患者，其中以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损害的病人最多。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也出现多个相同病例。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等就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进行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大鼠的药物反应与人相同：大剂量给药，大鼠出现急性肾损害症状；长期小剂量间断给药，导致慢性肾损害。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原因是，药中的关木通成份含有马兜铃酸，易导致进展性肾衰竭或慢性肾衰竭；病患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得病，等到发现身体不对劲时，已染上严重的尿毒症。
实际上，早在1993年，西方医学界已经注意到了马兜铃酸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当时比利时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百多名妇女因长期服用含有中草药“防己”的减肥药而使肾脏受到损害，最终需要换肾。随后，世界各地的研究也陆续指出，这类肾脏疾病主要与服用了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有关。1994年，法国率先禁售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美国、埃及等多国也陆续发出了同样的禁令。
在2002年初，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已获知龙胆泻肝丸具有严重副作用，在七月发出“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向有关企业、医疗机构和各地药监局等有关部门通报此一情况。不过，国家药监局并未向社会大众发出警告，仍任由不知情的民众继续服用上述药品。在新华社报道之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才于当年4月1日向全国发出通知，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龙胆泻肝丸系列药品(含水丸、胶囊、片剂等)的生产企业，必须于当年4月30日前将处方中的关木通替换为木通(不含马兜铃酸)，其他含有关木通的药品必须于当年6月30日前完成替换。
龙胆泻肝丸是非常知名且受欢迎的中成药，名列公费医疗药物目录，据估计国内生产龙胆泻肝丸的药厂达十多家。许多患者也因相信中药药性比西药缓和，经常服用龙胆泻肝丸“去火”。连许多中医都不知道该药具有损害肾脏的副作用。北京崇文医院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老中医也和许多患者一样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
龙胆泻肝丸的历史悠久，收入宋代《和剂局方》中。原药方以木通入药，1983年因木通资源短缺，药典便以关木通代替木通。关木通和木通是非常不同的植物。关木通属马兜铃科，含马兜铃酸，而木通属木通科，不含马兜铃酸。许多人把龙胆泻肝丸事件归咎于药典出错，把其中的木通换成了有毒的关木通。实际上，除了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中草药还有十几种，包括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广防己等，常常被当成无毒的药物用于“败火”、“排毒”、减肥、治疗心脏病等，它们都能导致肾衰竭。毒副作用还未被发现的中草药不知还有多少。
有人把中医当成“经验科学”，说是千百年来用人体做试验的结晶。其实，没有科学指导的人体试验不仅不能确认药物的疗效，也难以发现药物的毒副作用。服了以后毒性马上发作的剧毒、急毒药物还可凭经验发现，而那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经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动物做毒理实验和做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服药者才能发现。现代药物在获准上市前都做了这些研究，在说明书中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中草药却至今在中国有毒副作用不明的特权。如果不具体说明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就只是一句废话和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样，如果不提供确凿的证据，“炮制、复方配制或辨证施治可消除单味草药的毒性”、“以毒攻毒”这种说法就只是草菅人命的大话。
如何看待中药的毒性
2006年8月，国内媒体报道说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有两种特别引人注目：“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该药的批发商和药店已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中药有毒副作用，本不是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国外和港台的药物安全机构都会发布这类公告提醒当地消费者的注意，但国内媒体很少报道。这一次由于国内有报纸即时做了报道，在国内也成了新闻。
一旦有人说中医药的坏话，就会引起靠中医药为生的既得利益者和坚信中医是国粹的普通大众的强烈反弹，这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这都是信仰先行的非理性反应，经不起推敲。在听说某种中药有毒副作用时，有这几种典型反应：
一是矢口否认中药有毒。例如，据广东的报纸报道，针对这次事件，“省中药局的业务处有关人士认为，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中所说的这些副作用，没有病例证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广州某中医院原院长、著名中医专家、教授认为，类似肝炎这样的疾病，都是因为感染了病毒才导致发病的，而草本植物本身是不可能带有肝炎病毒的，比如何首乌，是一种具有补肾功能的中药，在我国中医用药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发现引起肝炎的病例，不能仅凭一种中药就断然做出有毒的推测。”
看了这则报道，不禁让人对“著名中医专家”的医学水平肃然起敬，一句话就轻轻松松勾销了两类疾病——中毒性肝炎(因食物中毒引起的肝炎)和药源性肝炎(因药物引起的肝炎)。医学界已经发现有数千种药物都能导致肝炎，其中就包括许多种中药，例如川楝子、黄药子、蓖麻子、雷公藤制剂，在老中医看来自然是无稽之谈。
英国药物安全机构指控何首乌能致肝炎，并非没有病例证据，在其公告中列举了7个病例。这7名患者为了防止脱发而服用何首乌制剂，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在停服后全都康复。实际上，自1996年以来国外医学文献中至少有4篇何首乌导致肝炎的报道。
一种药物被使用了几千年，并不能证明其无毒。有的药物毒性，特别是毒性较慢、中毒症状不那么明显，例如能导致癌症、畸胎、肝肾损伤的药物毒性，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而必须经过动物试验、严格的临床试验或流行病调查才能发现。许多历来被认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高得惊人的原因是因为它添加了朱砂，其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网上有文章指责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不懂基本的化学概念，汞有毒不等于硫化汞有毒云云。但是汞有毒也不等于硫化汞就没有毒。硫化汞有没有毒，是要通过实验来证明的。有人认为硫化汞不溶于水和脂，因此不能被人体吸收，没有毒。其实不然。查英文医学文献资料可知，用硫化汞喂食动物，汞可被吸收入体内，在脑、肝、肾等器官累积起来，造成这些器官永久性的损伤。可见不能溶解的硫化汞在肠道环境中会发生变化，也能被吸收。临床上也有久服含硫化汞的中药导致汞中毒的病例。例如，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成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就是因为其中含有朱砂。
另一种反应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对人体无害，甚至还能“以毒攻毒”。例如，同一则广东报纸的报道称，“省中药局业务处有关人员介绍，很多的中草药中汞的含量都有超标，但跟其他药物一起使用，不一定对人体就有害。比如砒霜，汞的含量还要高于芦荟胶囊，目前，国际上还是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韩国则用来浸酒，达到驱寒的功效，只不过使用时要注意剂量。”
这种情形当然有可能，许多毒物也能被用以治疗疾病，但是，这同样也是必须经过体外实验、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之后，针对某种特定的毒物特定的疾病下结论，而不能泛泛而论，由于理论上有此可能，就可以不对药物的毒性做具体的研究，而随意下毒。我们能够因为砒霜(其主要成分是砷，而不是汞，该中药专家所说有误)能被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就认为砒霜的毒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病都用它来治，甚至当食品来吃吗？韩国用砒霜浸酒，也不能说明那就是合理的。中国某些地区以前也有类似的习俗，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雄黄来浸酒，雄黄遇热分解变成砒霜。端午节喝雄黄酒会导致砷中毒，现在已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陋习。
第三种反应是也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是药三分毒”嘛，西药也有毒副作用嘛。但是，西药在上市之前，其药效、安全剂量及毒副作用，都已经过了试验和详细的分析，所以可以事先加以防范，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尽量挽救。而绝大部分中药在这些方面都不明不白，出了问题就以“是药三分毒”为借口推卸责任，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
对此，龙胆泻肝丸事件的教训值得吸取。早在1993年，西方医学界已经注意到了马兜铃酸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多个国家陆续发出了禁售含马兜铃酸的中药的禁令。但是，国内药监部门、医疗机构、药厂对此都置若罔闻，坚持中药有自己的用药标准。直到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向有关部门发出“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但并未向社会大众发出警告，仍任由不知情的民众继续服用上述药品。2003年2月，新华社以系列报道方式首度向国内公众披露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而可能导致尿毒症，才促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至此，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十年间又有许多患者因为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而对肾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损害。
消费者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不管“专家”、广告说得多么好听，也不吃药效不明、毒副作用不清的任何药物、补品。身体是你自己的，乱吃中药吃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
“上火”、病毒与中毒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嘴里长了小泡、溃疡，牙齿疼痛、出血，咽喉干痛，身体感到燥热，大便干燥……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你“上火”了，有的地方(比如我的老家)也把它叫做“虚火”，这似乎是比较“规范”的中医说法，我查了一下，《辞海》收了“虚火”，但没有“上火”。然后你想到你可能是吃了什么“火气”比较大的食物引起的，因为据说有无数的食物吃了都容易“上火”。你可能就想到要喝凉茶，或者吃牛黄解毒片(丸)之类的清热解毒的中药来清热、降火。在听说中药不能乱吃之后，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现代医学怎么看待“上火”？“上火”了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并不是说中国人的身体比较特殊，只有中国人才会“上火”，而是因为“上火”是中医对许多症状的一个笼统、模糊的说法，因素很多，因此在现代医学中不可能找到对应的称呼。例如口腔“上火”症状，有的可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导致的唇炎、口角炎，有的可能是缺乏维生素C导致的牙龈、粘膜出血，更常见的可能是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有的可能还与新陈代谢、内分泌变化有关。不同的病因要做不同的治疗。缺维生素引起的要适量补充维生素，细菌感染引起的要使用抗菌、消炎药。
如果“上火”是由于病毒感染引起的，那就没有什么特效药物了，除了对伤口进行必要的消毒、消炎处理防止继发感染，主要还是要注意口腔卫生、多喝水、注意休息，靠自身的免疫抗过去。比较常见的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口腔炎、口腔溃疡。几乎所有的人身上都感染了疱疹病毒，而且一旦被疱疹病毒感染上，就别想再把它彻底地消灭掉，只能终身携带它了。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一点病毒学的常识。
许多人对病毒是什么东西一无所知，有的望文生义，以为那是疾病产生的毒素，有的则以为病毒是和病菌一样的，可以用抗菌素杀死。其实病毒是与细菌非常不同、也无法用抗菌素杀死的病原体。它们比细菌小得多，结构也简单得多，一般就是一个蛋白质外壳，里面裹着遗传物质。它们是一类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东西，可以像非生物物质那样结晶，但是溶解后又能具有活性，而且它们不具有进行生命活动所必备的各种构造，必须寄生在细菌或其他生物的细胞中才能生存。在感染的时候，病毒的蛋白质外壳粘到细胞表面，然后把病毒遗传物质注入到细胞当中，利用细胞中的各种“设备”复制病毒遗传物质，制造病毒外壳，再组装成一个个新的病毒。新病毒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后，细胞就会死亡、破裂，新病毒就被释放出来，去感染其他细胞。如果所有的细胞都被感染、死亡，病毒自己也就跟着死去了。所以这种凶狠的感染方式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疱疹病毒则采用一种温和得多的方式来与宿主共处。它们在感染细胞后，会让自己的遗传物质结合到细胞染色体中，变成染色体的一部分，随着染色体复制、细胞分裂而一代代地传给了新的细胞。所以一旦被疱疹病毒感染上，它就变成了永远潜伏在人体细胞中的敌人，不可能彻底把它清除掉了。这些潜伏的敌人有可能会导致癌变，不过一般来说是无害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精神压力大、生了某种疾病)，由于某种未知的因素，潜伏的病毒遗传物质会突然被激活，开始复制新的病毒，让细胞死亡、破裂，去感染新的细胞。这时候你就觉得你“上火”了。不过，这个过程一般持续一周左右，然后又恢复正常了。然而，以后病毒还可能再次被激活。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用以去除在细胞染色体中潜伏的病毒，以后也不太可能，所以“上火”是不可能根除的。最先进的药物只能做到抑制住病毒的复制，不让它爆发。
所以如果你喝了凉茶、吃了清热解毒的中药，几天后觉得“火”被降下去了，其实未必是药物在起作用，而是自然发生的进程。为了降火而去吃中药，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有中毒的危险。这类中药往往含有有毒物质。例如许多人都吃过的牛黄解毒片(丸)其实是毒片。按照组方，每片(大片)牛黄解毒片含有50毫克雄黄。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二砷，遇热分解变成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口服10毫克即可中毒，100毫克即可致死。即使你吃的牛黄解毒片是由很正规的药厂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已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去除雄黄原料中的砒霜杂质，也并非就可以放心服用了，因为雄黄本身就有毒(虽然毒性不像砒霜那么大)。根据《中国药典》，雄黄有毒，常用量为一天50～100毫克，而牛黄解毒片的用量为按药典规定一天服4～6片，实际服入雄黄200～300毫克，竟是雄黄常用量的3～6倍。因为服用牛黄解毒片中毒、出现不良反应的并不罕见，例如《中国药房》在1998年就报道过38例牛黄解毒片(丸)不良反应，认为可能多由雄黄引起。
即使服用的牛黄解毒片的量不大，没有马上引起中毒，也不能掉以轻心。雄黄中的砷进入体内后，会累积起来，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中毒，对神经、血管、心脏、肝、肾、脾都能造成损伤。虽然有时候为了治疗绝症人们不得不使用毒药(例如砒霜现在被用以治疗某种白血病)，但是为了“降火”而去让自己慢性中毒显然是不合算的，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医生要你吃不该吃的药
一个朋友因为发生自然流产住进了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国内最高等级的医院)，我去探望时，她已在康复中，正好碰上护士拿来一堆药要她定时服用。我看了一下，一种是广谱抗生素，还有三种是中成药：以猪血提取物、黄芪和红枣为成分的“益气健血颗粒”，用于“活血化淤”的“桂枝茯苓胶囊”和用于“活血通经”的“益母草颗粒”。我当即提出不要吃这些药，护士要我找主治医生说去。于是我和主治医生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国内的患者也许有些启发作用。
我向主治医生指出，目前患者并未出现细菌感染，让她服用广谱抗生素是用于预防感染，这是典型的滥用抗生素。那三种中成药更完全没有必要服用，效果未经证实，副作用不明，至少会加重患者肝、肾的解毒负担。我要求退掉这些药。
医生称，药已经拿来了就没法再退。患者住在我们医院就必须听医嘱。吃这些中成药是本医院的常规疗法，临床证明有效。这些药自张仲景以来已用了一千多年，没有问题的。它们是中药，绝无副作用！在同一室的另一名医生也附和这些说法。
这些为中药辩护的说法我经常听到，不过从医生口中说出来，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如果把医学当成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话，就不应该迷信古人。张仲景作为一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一种药物被使用了一千多年并不能证明其没有问题。实际上，许多传统药物都早就被证明既无效又有问题。
仅仅是某家医院的常规用法和临床证明无法令人信服。即使全中国的医院都这么用也不能说明问题。作为科学的医学没有国界。其他国家的医生并不给流产患者用这些药，说明它们的必要性并未得到公认。一种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必须用现代医学的方法，通过严格的实验和临床试验才能加以证明。真正的临床试验必须是严密设计的，随机的、双盲的、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是确定药物疗效的最可靠的方法。
只要是药物就会有副作用，中药也不例外。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历来被认为无毒副作用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主治医生声称吃这些中成药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子宫收缩以帮助实现完全流产。但是其中的“益气健血颗粒”和“桂枝茯苓胶囊”显然是所谓补品，无论如何和这个目的扯不上关系。特别是那个“益气健血颗粒”，我觉得很荒唐，按其说明书是用于补血，有效成分显然是铁，那样的话为何不直接服用铁制剂，却要去吃价格昂贵的“猪血提取物”？
和刺激子宫收缩能扯上关系的只有“益母草颗粒”。益母草被中医称为妇科良药，用于治疗多种妇科疾病。一种被用于包治百病的药物的有效性总是让人起疑。实际上益母草并非纯粹的中药。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也用它来治疗产科疾病，称为“母亲草”(英文为motherwort)。美洲原住民也有类似的用法。一种草药被多个民族都用以治疗类似的疾病，也许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即便如此，对益母草的医学研究仍很少(我只检索到几篇英文论文)，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没有得到现代医学的证实。何况要刺激子宫收缩的话，已有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得到证实的化学药物可用，为什么还要用益母草？大概就是因为迷信草药没有副作用。事实当然绝非如此。许多草药都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而有的草药之所以被认为没有副作用，不过是因为缺乏毒理研究罢了。比如益母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研究人员用小鼠做实验研究益母草的抗癌作用，却意外地发现益母草会刺激与怀孕有关的乳腺癌的增长。中国方面的研究也发现益母草有肾毒性，大剂量或长期服用能导致肾脏损害。
在我走后，主治医生还在劝我的朋友吃这些中成药，这使我相信该医生也许是真诚地相信这些药物的作用。囿于所受的教育和文化氛围，连中国医学专业人士都会缺乏科学素养，这也不足为奇。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为了从药厂拿回扣，有意在患者身上滥用药物，这在中国医院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注意到这三种中成药的总价格是250元，是治疗中最大的一笔费用。我的那位朋友听从了我的建议，没有吃这些没法退货的中药，也很快康复。
本来，患者应该听从医嘱。但是面对中国医疗业的现状，却让人对医嘱也不可完全信任。至少，拒绝接受没有获得国际公认的治疗(除非是自愿参与临床试验)，这是患者保护自己的健康和金钱的权利。
如此“中西医结合”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2004年11月2日发出警告，警告消费者不要购买、食用从中国进口的保健品“蚁力神”胶囊，并禁止该保健品进入美国，因为这种声称能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增强男性性能力的保健品含有没有标明的处方药物成份，使用不当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蚁力神”借用伟哥的成分
我曾在中国电视和媒体上多次见到“蚁力神”胶囊的广告，其厂家自称它是“以中国特产的拟黑多刺蚂蚁体内提取的精贵营养素为主要原料，辅以多种名贵中药材，经十多位专家潜心研究，采用高科技工艺精心研制而成的专利产品”，其保健功能为“补肾益气”，食用注意事项为“孕妇、婴幼儿及青少年儿童不宜食用”，配料为“拟黑多刺蚂蚁、绞股兰、枸杞子、肉苁蓉等”。但是《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在2004年2月份发表的文章指出，“蚁力神”胶囊并非什么天然保健品，而是含有处方强度的药物成份西地那非(又译做“昔多芬”)。
西地那非是“伟哥”(正式名称“万艾可”)的活性成份，是只有凭医师处方才能购买、并必须在医师指导下才能服用的处方药物。用于治疗勃起障碍的西地那非推荐剂量为50毫克，而每粒“蚁力神”胶囊中，西地那非的含量高达55毫克，显然是根据其推荐剂量暗自添加的。FDA的测试肯定了《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发现。西地那非如果与硝酸盐类药物同时使用，有可能产生严重低血压，出现生命危险。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胆固醇等疾患的患者经常使用硝酸盐类药物，在这类患者中，性功能障碍也是常见的问题，如果他们误信“蚁力神”的广告而擅自服用，就可能出现药物反应，恐有生命安全之虞。因此，FDA发出了警告和禁令。
在日本各县市卫生单位公布的假健康食品名单中，“蚁力神”就因为被检测出暗自添加西地那非而榜上有名。这也不是第一种被发现添加西药的国产保健品或中药制剂。台湾卫生署在2003年7月1日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指出，他们抽样检测了46种大陆生产的中药制剂，发现有10种暗中添加了西药成份，其中7种验出含有西地那非，2种检出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成分，1种同时含有降血糖的二甲双胍成分与芬氟拉明禁药成分，此外，还有1种检出高含量的重金属汞。
“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其实是当前国内中药制剂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补肾壮阳”的中药不过是对“伟哥”的偷偷重新包装，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制剂都添加了降血糖的西药，中药感冒冲剂也多添加了解热镇痛药。这类中药制剂，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添加的西药成份，但是在说明书和广告中，或者像“蚁力神”那样对西药成份隐瞒不提，或者尽量贬低西药成份。
银翘片的“有效成分”
就拿银翘片来说，目前市场上的银翘片大多添加了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扑尔敏(马来酸氯苯那敏)等解热镇痛的西药，感冒后吃银翘片，觉得症状缓解，实际上是这些西药在起作用。对银翘片中添加的西药成分，有的厂商会在成分中标明(例如通化金马药业集团出产的维C银翘片)，更多的则没有标明，例如广州众胜药厂出产的维C银翘片，被台湾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检测出含有未标明的西药成分(对乙酰氨基酚)。顺便说一下，北京同仁堂出产的银翘解毒片被台湾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查出砷的含量偏高，长期服用有引起重金属中毒的危险。
又如号称是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名药的“消渴丸”，其标注的成份为：“葛根、地黄、黄芪、天花粉、玉米须、五味子、山药、格列本脲。”而其实被列在最后的西药成份“格列本脲”才是真正有效的降血糖成份，但是经过这么包装，却让人误以为“消渴丸”是纯中药制剂，制造出中药也能治糖尿病的神话。
真能“西药治标，中药治本”吗？
这种用中药包装西药的虚假宣传，利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现代医学知识的缺乏。我见到过一个感冒药的广告，号称其中的“西药治症状，中药抗病毒”，便是迎合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西药治标、中药治本”的迷信心理。其实现代医学还没能找到抗感冒病毒的特效药，对感冒的治疗只能是减轻症状让患者感到舒服一些，“西药治症状”是真的，“中药抗病毒”则是吹牛而已，如果真能抗病毒，哪里还用得着用西药“治症状”？国内曾大肆宣传用中药治疗艾滋病人，这些宣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治艾滋病病人用的还是西药的鸡尾酒疗法，中药是做为辅助药物，试验是否能用中药来减轻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所以这不是用中药治疗艾滋病，而是临床试验中药是否能辅助西药治疗艾滋病。
在中药中添加西药有很多害处。添加的西药有的是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的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如果没有在中药中标明西药成分，患者不知不觉地吃了西药，就无法预防、处理这些西药的副作用，也会干扰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吃药并非多多益善，中、西药一起吃，中药有可能妨碍西药发挥效用，人体摄入不必要的药物也增加了肝、肾解毒的负担。而且，这种用中药包装的西药的价格远远高于西药本身的价格，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药的价值。像其他民族的传统医术一样，作为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经验积累，没有人会否认会有某些中药药物是有用的，但是其有效性和实用性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验证才能确认。用中药包装西药，盗用西药推销中药，如此“中西医结合”，反映的恰恰是这些人已对中药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只能一方面依赖西药，一方面利用中国人普遍相信中药的心理发财而已。这种做法在国内不仅很少被揭露、被惩罚，甚至还受到鼓励，在瞒和骗中让国粹发扬光大，有人得名得利，有人得了安慰，各得其所。不过，关起门来自得其乐也就算了，如果想靠这种欺骗手段让中药走向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
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
先秦无记载，明末忽成“王”
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神农本草经》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也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时的风气仍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应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中国市场上见到的价格惊人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西洋参”登场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garantoquen)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等等，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是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挖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件记载说，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0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主要地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1820年到1903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1700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1983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1994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237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1994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2001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2514万美元(包括栽培参1441万，野生参1073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200～300美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最大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作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医学价值探实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现代医学界对人参、西洋参是否有药效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药典》(U.S.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参，但在1880年将其删去。《美国国家药典》(U.S.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删去参，认为其医疗、保健价值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想像。但是在2005年，《美国药典》又把参列入。目前西洋参原产地的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对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世界医学界在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一种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最大的可能是其实一种病都治不了。中国人对参的崇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正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如果参能够被证实的确有某种疗效，如果参的活性物质能够被真正鉴定并合成，那么种参业可能就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