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提出反对中医的观点，基本是处于无知状态，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五千年文化的历史”，“反对中医是毫无道理的”。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哲学界著名学者再度把目光聚焦在“中医存废之争”这个热点话题上。
关于中医存废之争，我只针对方舟子的言论写过《苛责古人算哪门子英雄？》，对中医并无维护之意，只是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产物，是不必苛责古人的。
现在，当我看到一些学者说，“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五千年文化的历史”，“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兴亡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问题。”把中医上纲上线到事关文化命运、民族前途，我就知道中医存废之争已不是简单的医学之争，技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民族之争。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试问那些支持中医的人，在生病时有多少人首选中医看病？又有多少人首选西医看病？如果心里笃信中医，且看病时非中医不看（至少首选中医），这种人就是真正的中医信仰者，或者说真正的民族文化信仰者，他认定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身体力行，当然也不容别人指摘。如果嘴巴上说中医如何的好，而且不容别人指摘，实际看病时又往西医那里跑，则不仅虚假，而且人格分裂得严重。这种人格分裂，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惰性的结果。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那种沉淀日久的文化（中国文化久到五千年），都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不容易打破，这种自护的能力就是文化的惰性。当一种外来文化冲击它时，这种惰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每一个生活在一种文化当中的人都是一个惰性的因子，揭力保护这种文化，就是这种惰性使然。套用到中医的支持者身上，就是把中医视为文化，虽然它缺点多多，但我也要誓死保卫他，因为他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母亲”。如此，一种具体的技术之争，就被一些概念、名词所代替，成为抽象的名词之争，不算偷换概念，也算作是转移目标。
中国医学遭到近一个世纪的长期争论，其实是中西文化一个世纪冲突与融合的真实写照。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是被动的，“先兵后礼”式的，是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方文化随之奔涌而入。对于国人来说，两种文化的接触一开始就伴随着血与泪，伤与痛，屈与辱、爱与恨。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心态，要较文化和平融合要复杂得多！有怀疑、有欢迎、有逆反、有崇拜……但基本上不出三种态度：坚决拒绝；折衷调和；全盘西化。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调和最为有市场，虽然这种折衷调和仍然被胡适认为是一种保守主义，但因它兼顾了保守与激进，而被时时拿出来作“劝架”之用。
现在的中医存废之争中，那些认为中医是假科学、伪科学，力主废除的人，是一帮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或者说是主张“充分世界化”的人。那些大讲中医好处，至死爱中医的人，则是一帮拒绝派，不过叫抵抗派或许更准确些，因为，在西风东渐如许多年的现代，拒绝西医显然不合时宜了，中医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边打边退的抵抗战。而那些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们，不过是一帮折衷调和的家伙，他们把中医与“五千年文化”、“中华民族自信心”捆绑在一起，成为文化之本体，就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医就站到了“为体”的精神文化高地，西医最终不过成了“为用”的细枝末节的技术尔尔。
但是，中医可以成为文化，西医如何就不可以成为文化呢？一种技术不可能只是孤立的技术问题，既凝聚人类的心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精神层面。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却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革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忘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传教，播撒西方文化，之所以受到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传教士用西医给他们治病，十分见效，从而博得了他们的信任。
中医存废之争不是西方人与中国人在争论，而是中国人与中国人在骂仗，其实是国人对待自己文化矛盾复杂的心理表现。我的主张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少一些文化惰性，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