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科学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定科技知识背景下进行的。在古代，中医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技知识背景，就其哲学层次而言是“阴阳二元论”，就其方法论而言是整体方法，就其特征而言是对宏观世界的整体协调与和谐。在这样一种知识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古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乃至人文科学，都具有上述共同的“基因”。
在古代科技知识背景下诞生的中医学，其科学规范即深深打上传统的历史印记——“阴阳学说”成为它的理论信念。也就是说中医学企图将人的生理、病理的全部现象纳入“阴阳论”的理论模式中。这样一来“负阴抱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整体的人，就成了中医学的科学对象。由此而引伸出的阴阳论的整体方法、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五行论的系统方法就成为中医方法论的基本特点。理论信念－科学对象－科学方法构成了科学规范，而这一科学规范的“胚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5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了中医学这一科学之树。
在1840年以前，中医科学之树是生长在中国古代科技之林中的，它与它的科技背景是融为一色的。但是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实践，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由原子一元论的理论信念、还原论的科学方法和机械论的科学对象构成的科学规范，以其无限生机繁衍出了崭新的近代科技之林，并迅速播散全球。于是古代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数学等几乎所有的传统科学都被近代科学之林所取代，惟有中医学却如历经第四纪冰川的水杉树一样，顽强地生存在东方大地上。
当今日的中医学环顾四周时会发现，科技之林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树在科学规范这一“基因”上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说现代科技知识背景是“一片翠绿”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成了“万绿丝中一点红”，它们的色彩与背景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色彩的反差源于“基因”的反差，因此中医学与现代科技背景的全部矛盾都可归结为科学规范的矛盾。由此引起的“衷中参西”、“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发扬中医特色”等命题，都只是这一矛盾在科学群体中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折光而已。就像生活在今天的中医师不能拒绝电脑一样，中医学也不能拒绝现代科技知识背景的质询与挑战。笔者试图归纳其主要问题与同道商榷。
原子一元论还是阴阳二元论
当代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都是建立在原子一元论的理论信念之上的。例如M．玻恩在《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一书中所述：在本世纪初“物理学的目的即在于把一切现象简化为遵守牛顿定律的粒子运动”。又如某些学者所断言的：“对生命现象的真正解释应该建立在对构成生物机体基本单位的微粒子的研究上。”不言而喻，当代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种种技术科学的成就，都使原子一元论这一哲学观念得到了科学的本体论的验证。于是科技知识背景就向中医学质询：阴阳二元论具有本体论的依据吗？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只是古代哲人的一种对自然、宇宙的预测。显然中医学据此观察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神乃绝”以及“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等生理、病理的宏观表象，并且可以据“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的疗效来确证，但这种“证－效关联”现象并未能触及本体论。
现代医学的分析方法在打开人体时“阴平阳秘”的整体就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其开拓的每一个层次与侧面又都给中医学带来一些阴阳论的素材。如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产热过程与散热过程、内分泌系统的正反馈与负反馈。α受体与β受体、CAMP与CGMP等等，说明在人体的生理病理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拮抗的对立统一形成（结构或功能）几乎无往而不在。这样，阴阳论就似乎在更深的层次找到其本体依据。但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上述结构与机制只被作为生命体系的一种控制论技术来看待，它们并不起到“生杀之本始”的主导作用。由此而联想到“自然辩证法”的提出与发展。辩证法是一个哲学范畴，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实质上是期望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中去寻找辩证法的本体论依据。
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辩证法提供了种种新的素材，但辩证法的原理与自然科学的根本规律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本世纪早期，一批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在深入研究物理学的根本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哲学的根本问题。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对光的波粒二象性进行量子力学解释时提出“并协性原理”，并且认为“并协”的概念在东方古代哲学中早已有类似的表述。量子论的先驱波尔甚至相信，并协性原理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生物学将会有巨大的意义，而为了最终了解生命本身是什么，就必须首先找到那些支持物质的生命集体的基本并协性关系。在这一主张的影响下，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转而投身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中坚力量。虽然并协性原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新的发展，但通过物理学与生物学这一段史话却可以看出，物理学在追求“原子论”的“一”（即所谓“基本粒子”）时，却通过并协性原理出现了向“阴阳论”的“二”的沟通。上面这段话似乎已离题太远，但笔者想表述的是：中医的阴阳二元论虽然还没有本体论的根本依据，但科学的发展却展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信念相沟通的曙光。
整体论还是还原论
整体论与还原论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论。整体论依据“整体大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总和”。还原论则深信整体的属性总可以还原为下一层次的结构特征。当代科技的基本方法论是还原论。在生物学、医学领域里尤其是如此，只要看看：人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这一现代生物学、医学的发展轨迹就会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当代科技背景又质疑中医学：整体论的方法在离开了宏观的现象的联系之后如何深入发展？
中医学的全部体系，都是建立在整体宏观的现象联系方法之上的。它的全部概念都是在不打开人体的条件下，通过“外揣”的方法形成的。当打开人体时，藏象学说的种种描述不但找不到可“还原”的特殊结构，而且成了“乌有”、“子虚”之论。如“胃为阳土，喜润恶燥；脾为阴土，喜燥恶湿”这种巧妙的对应，无论通过胃镜还是B超都无法找到。这是因为藏象学说所描述的，仅仅是“大于其各部分之总和”的那一部分。于是临床中医感到困感的是，他们尽管可以掌握胃镜、B超等现代技术，但这些技术并不能给他们提供“证”这一整体图像的“微观”依据。因为这些技术方法与中医的整体方法是南辕北辙的。
然而现代科技在深入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的出现就是其代表。实际上系统、控制、信息都是整体方法论的不同侧面，中医的传统方法都包含其雏形。虽然现代的整体方法已经是在高度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整合，非传统整体方法可比，但是在医学领域中目前还未见这一整合趋势的成熟范例。
与此同时，在宏观领域里现代医学的发展又出现遵循整体论方向的课题。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心身医学”领域的不断开拓等就是典型的例证。而且这些现代医学“新领域”的思路、概念与中医学的古老理论又有惊人的相似。
由此可见，在现代生物学、医学中也同样存在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矛盾与综合这一根本问题。消化性溃疡中的心身医学论与幽门螺杆菌论如何综合？遗传学的环境适应论与基因论如何综合？蚂蚁、蜜蜂等的社会行为与基因论如何综合？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而中医的整体论与现代科技背景的还原论的综合就更为复杂困难。
结构论还是功能论
近代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基于对“人是机器”这一结构论对象的描述。从初期在解剖学上的细致入微，到用显微镜对组织学的深入描述，进而到用电子显微镜对细胞器、生命大分子的超微探索。随着每一次工具的进步，结构的描述也深入一个新的天地。与此同时，所有关于功能的描述都是以上述结构为核心的，即“结构功能”。
中医学的发展则是基于对人是“负阴抱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器”——这一功能对象来描述的。所谓“天人相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脾主升，胃主降”，“肝主升，肺主降”都是一种“大于总和”的系统功能的描述。这种功能并不真正依附于结构的脾、胃、肝、肺。这是一种“系统功能”。
于是现代科技背景又向中医学质疑：中医学的功能对象是否有其结构基础？回答这个问题又是非常困难的。6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证”的本质问题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如“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等，证明“肾阳虚”、“脾气虚”等中医证候都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但这些研究又只是一鳞半爪的，要对整体功能对象的“证”作出精密的内部的系统描述，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例如，首先整体功能对象的清晰化、即证候规范化就面临着与传统模糊判断方法的矛盾。其次宏观证候与微观指标之间的逐层“校正”亦很复杂。如宏观的“瘀血证”与微观指标“血液黏滞度”之间，在“病”（如肾炎、癌证）这一层次上，血液黏滞度的改变是受“瘀血证”的影响大还是受“肾炎”的影响大呢，就需要“校正”。第三，宏观证候和“肾阳虚”与微观指标如视丘－下丘脑－垂体－肾上腺／性腺／甲状腺－受体－第二信使等多层次、多变量的描述还存在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
因此尽管多年来许多著名专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证的本质”这一研究工作仍没有可以直接提供临床使用的成果出现。也就是说寻找“证”这一功能对象的结构基础的努力远远没有获得成功。
优势与挑战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背景与中医学在科学规范上存在根本的差异，面对这一差异应采取何种对策曾有过许多设想。恽铁樵、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医学翻版，时至今日无论CT还是核磁共振都不能给中医以“肾阳虚”、脾气虚”的图像。可见规范不能“接轨”，“为用”谈何容易。建国初期提出的“中医科学化”，其症结不在于中医是否科学，而在于现代科学的规范并不能“化”中医学的规范。“中西医结合”也因为规范的根本差异，“结合”只能在矛盾中摸索。
至于“中医现代化”的愿望，如果理解为中医学与当代科技背景融为一体，那就必须达到两种理论信念的通达、两种科学方法的整合、两种科学对象的兼容，即两种科学规范的融合或“基因重组”。笔者认为，如果把以中医学为代表的古代科学视为第一代科学的话，那么近代与现代科学仍只是第二代科学，而完成上述规范“融合”的科学则是崭新的第三代科学。这种“融合”将是一次伟大的科学革命。然而这一设想在目前还只是美好的远景。
那么，面对现代科技背景的强烈反差，中医当何以自处呢？笔者认为，中医同道应当首先从反差中看到中医学自身的价值。中医学的规范“基因”虽然是古老的，但却不是现有第二代科学的规范“基因”所能同化、所能取代的，这就是它的“特色”所在与价值所在。“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不免有“茕茕独立，形只影单”之慨，但“动人春色”却正在这“一点”之上。
其次要认识到中医学的规范不仅在解决“常规问题”时仍有其现实的实用性，而且在新领域的开拓中仍有其生命力。因此中医同道要切实地深入地学习它、研究它、运用它，在临床与科研中真正坚持中医学的对象、方法与理论信念和概念体系，即“发扬中医特色”。发扬中医特色的主张似乎谁也不会反对，但做起来却有种种困难，其原因就在于中医学并不能孤立于当代科技背景之外，它的“特色”与背景的色彩时时处于掩映、干涉、变幻之中，因此无论是继承还是发扬都只能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许多中医老专家之所以对“中西医结合”心怀疑虑，对后学的继承不力忧心忡忡，其原因就在于不满于背景色彩干扰下中医学术的变形、失真以及对传统学术的轻率否定。例如中风之为脑血管病现在已成常识，由此而否定“中风”这一病因似也顺理成章，进而致力于中药抗血栓研究亦为势所必然。但是“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疗效实为古今临床所证实，由此却可以反证“中风”之因并不可轻易抹煞，认真观察“小续命汤”的疗效并阐明其机理，岂不是更符合传统规范？岂不是对传统学术的发扬有更大的意义？可见两种思路反映了背景与中医本色的矛盾，也说明在背景色彩的强烈影响下要做到不“迷失自我”并不容易。又如，在从血液流变学角度研究“瘀血证”时，因为“高滞状态”与“血液运行不畅”的文字极其相似，于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使本质不同的中、西医概念互换，而出现无病不瘀血，无药不活血化瘀的混乱情况，这也是背景色彩与中医本色相互干扰的结果。
由此可见，背景的色彩无处不在，任何一个中医都不可闭目塞聪地拒绝它，“不承认”它，而只有在矛盾中不断加深对自身规范的认识，才能真正突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第三，要看到第二代科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整体化发展，科学发展的潮流正沿着整体－还原－整体的螺旋形轨迹前进，面临着科学方法与科学对象的整体论“回归”，中医学正可顺应这一趋势，主动向这一科学革命的大势靠拢，并从中汲取营养与活力。
第四，要以开放的态势，迎接知识背景的挑战，不回避质疑，不回避“冲撞”，不怕被“发掘”，不怕被“同化”。因为规范的差异只能在革命中融合。
综上所述，当我们认清了当代中医学是处在现代科技知识背景下这一事实，对比了两种规范的根本区别，看到了两种规范相融合的困难与前景，那么就可以居高临下地认识有关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发扬中医特色等种种问题，就可以对这些问题持一种科学的态度。而站在中医的立场来说，坚持和发扬固有的规范特色，面对背景反差，科学地分析和对待矛盾，开放地迎接挑战，以促进中医学术的进步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