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在哲学家眼里，“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2]。“方法”作为一种带有约束性的规定，总是力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最大效益。而方法论则是对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它关注的不是具体方法如何应用，而是从更抽象层面上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
中医不仅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独特的方法。理论、方法、中药是中医的“三大支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塑下和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形成了认识人体和诊治疾病的独特方法。在传统科学先后被消解、融合的今天，中医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方法本身的优势。通过对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理性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中西医难以结合和中医现代化遭遇困惑的主要原因不在技术，也不在政策和资金，而在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因此，思路和方法问题成了现代中医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医方法论研究专家祝世讷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迄今还没有冲破中医和西医已有知识和方法的框架，还没有真正走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道路，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来解答问题，往往陷入‘于网内求网外之鱼’的困境。”[3]国外学者Porkert.M 也认为简单的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和解释中医是造成困境的方法论根源，“不是应用精密科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医学，而是经常反复地试图以西方医学科学中产生的只适用于西医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医学，这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等于在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乌云。”[4]
本文根据中医研究对象的特点和中医方法的特色，拟从以下八对认识论范畴着手，提出中医方法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即运用哲学的范畴思维来概括和提升人们在中医研究中形成的一些共同经验，并尝试着构建中医方法论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1.主体与客体
方法是人创造的，由人来掌握和使用，而人对方法的创造和使用又是与研究对象即客体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由主体、客体和方法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社会活动系统。从事方法论研究，需要研究这个“主体-方法-客体”系统中的一系列认识论问题，考察以方法为中介的主体与客体，应成为第一要义。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中西医学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显然不能够仅仅从客体上去理解，因为中西医的客观基础是统一的，至今人们尚未发现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解剖结构和生理和病理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因此，中医学的民族特色及中西医差异的本质只能从认识主体方面去寻找。现代认识论已经揭示出，认识不仅具有反映性的特点，而且也有选择和构建的功能。人的认识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是以人的内部世界对外部世界的选择和构建。人的生老病死规律虽然客观存在着，但是“中西医不同的认识主体可以根据各自内部世界的结构和功能，对这一同一客体作出不同的认识选择和设定。这同一客体的哪个方面、哪个层次、哪些因素能够成为中西医现实的认识客体，则取决于中西医不同的认识主体根据各自已经获得和形成的本质力量有选择地设定认知指向。”[5]人体的解剖形态是西医认识的客体，也是西医理论构建的基石。对中医而言，由于受认识主体结构和功能的制约，人体解剖形态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始终未成为中医的主要认识对象，没有多少认识论意义，所以就难以进入中医的认识视野。同样，对中医主体来说，具有非常重要认识论意义的脉象和舌象，对西医主体而言，却没有多少认识价值。因此，深入研究中医认识的主体条件，探讨中医认识主体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中医认识主体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主观性条件，对于科学认识中医理论特色的形成，深刻理解中西医理论差异的本质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2.直观与实验
在获取感性材料方法上，中医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直观方法，即一种“不变更现状看，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6]的方法；而西医采取的是实验解剖的方法，即“总是变更现状的看，试换个样子看，解剖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6]的方法。中医学获取感性材料的传统方式是对生理和病理现象的整体直观，即所谓“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种方法对中医学的创立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优越于西医传统实验方法之处就在于它是直接从中医学的生长点出发，即从生命的整体性和过程中观察生命和疾病现象，并发现了一些单靠解剖和实验方法不能发现的现象和规律。由于整体性和过程性是生命的本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医整体直观的方法又切合了生命现象的本来意义。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由于人体生理感官的局限性和人体症状表象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中医获取的感性材料多停留于生理和病理现象的表层和外部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较多的主观成分和不确定因素，“有诸内”未必“形诸外”的情况又导致了中医临床上常出现的“有病无证”，无证可辨的窘境。客观而全面的感性材料是中医进行辨证论治的基础，也是中医理论构建和发展的前提。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仍然固守传统的整体直观的方式，显然不利于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中医学感性材料获取方式的变革在于摆脱传统方式的束缚，即在“四诊”直观方法之外开辟实验求证的道路。实验求证方式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深入到对象的内部及其各个方面，并通过控制条件来排除人为因素和各种非主要因素的干扰，把对象的本质因素和必然联系暴露出来，从而为理性思维提供确切可靠的感性材料基础，而这是“四诊”方法所难及的。当然，中医实验求证的方法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传统方法的丰富、延伸和补充。中医学的实验求证也不是完全照搬西医方法，而必须符合中医方法论特点，切合中医学的生长点或立足点的性质和要求。中医学的生长点在于活的人体，在于生命现象的整体性、过程性和辩证性。全部中医学理论是根据这样一种本质要求建立起来的，一切中医学实验也都应该根据这一本质要求去进行，才能既贴近中医学理论的本来面目，又避免和克服西医学传统实验所曾出现过的那种静止孤立和片面的弊端。3.部分与整体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于以人体这一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能否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处理部分与整体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认识途径：一种是从部分出发，另一种是从整体出发。这两种不同的途径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一般而言，当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其部分可以代表整体的时候，就可以运用从部分认识整体的方法，即分析还原的方法；当研究对象的部分不能代表整体，即整体的性质不包含在它的部分之中时，就应该用从整体出发的认识途径，即系统方法。由于受元气论和原子论不同自然观的影响，中西科学传统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整体观。西方传统的整体观是“合整体观”，即“肯定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性，但把整体理解为由先于整体分散存在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中国传统的整体观是‘元整体观’，不但肯定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性，而且认为，事物和世界的本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先天的’，是先有整体然后分化出内部的各个部分。”[3]在此基础上，中西医在对待人体和疾病上形成了不同的方法取向，即整体中心论和局部中心论。西医是局部中心论，其认识路线是从部分出发，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研究人体，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人的部分上，强调人体内部各部分的改变是基本的变化，局部对整体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其诊断和治疗的中心也就定位于局部。中医是整体中心论，其认识路线是从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整体的方法把握人体，强调人的整体性改变是基本的变化，整体对部分起决定性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核心就在于整体性而非局部性。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取向，不应加以割裂和有所偏废。实际上，“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和“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是同一条认识论原则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来看，人体不是一架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生成的有机体。整体性是生命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疾病都是整体性疾病，任何局部都不能凌驾于整体之上，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在内，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局部的意义。”[7]中医的整体观念与现代系统科学和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相契合，能够为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提供观念启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对于整体的内在构成及其微观机理的认识不清，对部分的忽略必然导致对整体认识的模糊和不确定。如何在保持整体性优势的前提下，大力吸收和发展还原性知识，把部分与整体有机地统一起来，将“黑箱”与“白箱”方法互补互用，是中医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4.唯象模型与实体模型
科学模型是人们按照特定的科学研究目的，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用物质或思维形式再现原型客体的某种本质特征，诸如客体的某种结构属性、功能、关系、过程，等等，通过对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的科学模型的研究，来推知客体的某种性能和规律。这种借助于模型来获取、开拓和深化关于客体的认识方法，就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模型方法。模型方法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也是中西医常用的理论方法。尽管中西医均使用模型方法，但二者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中医采用的是唯象模型方法，西医走的是实体模型的道路。中医认识人体是在“象”即人体外在功能表象层面上，人体内在的实体结构不是中医关心的对象；中医理论核心—藏象理论的构建主要不是通过解剖方法，而是在一定的解剖知识基础上，通过对人体外在功能表象的观察和临床经验的总结，采取“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方法，运用元气论、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模型建立起来的。元气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自然观和方法论，不是从实体结构，而是从唯象功能出发来认识和把握对象的。阴阳五行本身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指功能属性、功能关系。阴阳代表热的、实的、明亮的、开放的、活跃的、急速的等功能性质和趋向，而阴代表着于阳相对应的冷的、虚的、阴暗的、收敛的、保守的、迟缓的等功能性质和趋向。五行主要不是指五种物质材料，而是指“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五种功能属性，阴阳五行实质是一种唯象功能模型。因此，在阴阳五行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医藏象不同于西医的脏器，它是从整体上、功能上来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的一种唯象模型。经络同样也不存在着一种静态的解剖结构，具有“超解剖性”，其本质也是一个人体整体层面上的唯象模型。另外，中医“六淫”也不是指六种致病的实体因素，而是通过“审证求因”方法推导出来的关于人体病因的唯象模型。同理，中医的八纲、三焦、命门等均可视为一种唯象模型，与西医学的理论模型有着迥异的取向。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是从解剖、结构、实体方面认识人体的，均为一种实体模型。
实体模型方法与唯象模型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实体模型方法主要从对象的物质基础及形态结构方面去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从根本上，实体模型应该是客观的、可实证的，并尽可能与对象逼近。同时，也尽可能定量化，可进行逻辑推导和演算并作出一定范围的预见。而唯象模型不一定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可以包括一些非实在的结构。唯象模型是以“象”，而不是以实体结构为基础，由于“象”的不确定性以及阴阳五行模型的思辨性导致了中医唯象模型的模糊性，且难以进行精确量化，因此在逻辑推导与数量演算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认识到中医理论模型方法的本质是一种唯象模型方法，与现代医学理论的实体模型方法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对于中医现代研究，特别是在运用动物模型方法进行中医理论研究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定性与定量
任何客体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要通过量来表现和规定，量又从属于质。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怎样把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结合好，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艺术，也是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西医都运用了数学方法，只不过二者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计数和定量的方法在近代西医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数学生理学、数理流行病学、药物动力学、数理诊断学等一批数理医药学的崛起，使得西医基础和临床医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客观化、精确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西医学已经成为一门计量的医学。中医采取的是用数而非定量，用图象而非几何的特殊的数学方法，即“以数取象”的象数方法。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也经常应用数，但这时的数大多已不具有量的含义，而是象的符号。如关于阴阳的“阴道奇，阳道偶”，关于五行的生成数等只有分类、区别、命名等定性的作用，而不反映其量上的差别。中医对于“象”的认识，如面象、舌象、脉象等，更多的是从其色、形、态等方面进行定性认识，很少有定量的把握。西医数学方法与形式逻辑发展是一致的，逻辑的严格性和结论的确定性是西医数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治疗，客观量化、定性分析与逻辑推导相结合是近代以来西医的主导方法。中医的象数方法与辩证逻辑相契合，由于“象”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中医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更多的是定性把握，与此相适应，经验总结、取象类比，心悟体会构成传统中医方法的主体。
现代医学的数学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一切研究都必须进行定量分析，一味地追求定量分析的方法并不保证认识的准确。对于高度复杂的事物，特别是关于人体的认识，有的时候定性分析对其定量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因素一时难以量化或难以精确地量化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定性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或半定性半定量的研究方法。由于象数方法的直观性、模糊性，给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带来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许多中医药工作者提出，实现中医研究和应用的数学化、定量化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近十年来，现代学者试图从“证候”的实质研究中，探索出简洁的指标或数据来表达和鉴别各种证候的诊断，其结果也被一一否定了。”[8]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发现中西医在运用数学方法上不同的取向，一个是象数方法，即定性的方法，另一个是定量方法，在运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中医时必须考虑到中医的这一特点。有人提出，中医的象数思维是一种模糊思维，模糊数学方法与这种思维相契合，将模糊数学方法与中医相结合，可能是中医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6.证实与证伪
证实与证伪是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他们对于科学理论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任何命题只有得到经验的证实，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命题。证实原则既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而证伪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批判了其证实原则与归纳原则，认为任何命题只有得到经验的证伪，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命题，证伪原则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辩证地看，证实与证伪都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二者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价值，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不应当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牺牲一个而把另个捧上天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
中医理论形成于两千多年前，是临床经验与哲学思辨的结果。因此，中医理论带有很强的直观性、思辨性和不确定性，本质上也应是暂时的、试探性的、易错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理论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的证实或证伪。在中医理论的现代实验研究中，往往多为实证性的研究，而很少或没有证伪性的研究。为了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不是从科学问题出发，而是从中医理论出发，在肯定中医理论的前提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在微观层面上找到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或“本质”，从现代科学水平上证实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姑且不论中医理论能否完全被证实，这种以证实中医理论为目的的研究，其结果只是维持了原有理论，找到了现代科学“根据”，也许这种研究能够为现代医学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路，但对中医理论本身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更何况中医许多理论概念是对人体功能性的认识，是一种唯象模型，而不是对人体结构和实体的把握，其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目前现代科学还很难在微观层次上将中医理论完全阐释清楚。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宝库”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混有非科学的因素。现代中医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设法承认和守护这一宝库，而是应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探宝、寻宝。在进行证实性研究的同时，应大力加强证伪性研究，真正从科学问题出发，对中医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加强创新性研究，使中医理论研究真正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7.经验与理论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方法可分为经验层次的方法和理论层次的方法。前者是指直接从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对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进行判断，后者是指运用假说、逻辑推理以及构建理论等方法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与此相对应，科学认识包含经验认识和理论认识两个不同层次的认识形式。经验是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对象局部的、表象的认识，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借助抽象思维达到对事物的全体、本质的认识，处于“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理性认识阶段。对二者而言，经验是理论的基石，没有经验，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理论一旦形成，不仅可以解释已知的经验事实，而且可以对未知的经验事实作出更多的预见，对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经验无疑是中医学的精华，是中医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学积淀了丰厚的临床经验、治病方药、保健手段。这些经验被无数次临床实践证明了其有效性，并一直完整保存下来而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理论尽管也以经验为基础，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概括抽象而来，而是借助了中国古代哲学及其他文化概念和理论构建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中医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塑的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中医学一大特点：实践层面的经验性与理论层面的哲理性。在经验与理论关系问题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西医的经验事实的获取大多来自科学实验，中医的经验事实主要来自临床实践；西医理论是一种构造性理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化理论；西医理论既能够被经验所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而且对未知的经验事实可作出预见；中医理论由于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证实，也不易被证伪，对未知的经验事实预见性较弱。西医理论主要是从实验室里而来，理论与实验经验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加速机制；中医理论虽然以临床经验为基础，但主要是自然哲学理论的搬用和改造，从而导致了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之间一定程度的分离，二者缺乏良性循环加速机制。一方面许多临床经验不是在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另一方面理论的发展可以游离于经验之外，“所以自古及今，中医药的实际疗效只能靠临证历练才能获得，理论修养的高低与临证效果之间缺少直接的必然联系。”[5]因此，中医理论很难说是对经验本质的揭示，它给人的主要是一种理性层面的智慧启示，而不是知性层面的知识明示。
中医理论与经验这种特殊的关系决定了中医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其经验层面，在于临床经验、用药经验上，脱离了这些经验的中医理论是没有根基的，离开临床经验的那些所谓理论“本质”的研究也很难有所重大突破。但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提倡抛弃中医理论而“废医存药”，中医大量的经验是蕴藏在中医理论之中的，如何从哲理性的理论之中剥离其合理内核—经验事实，并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其所以然是现代中医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8.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知识体系，哲学思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反思性，它所揭示的是整个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科学思维具有实证性、确定性，它把握的是自然界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的特殊规律。哲学以科学为基础，是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反过来，哲学对科学也具有指导意义，为科学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医哲的水乳交融是中医的一大特点。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将这些经验进行科学地抽象并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但在“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人类好奇心的支配下，古代医家就借助了当时比较成熟的哲学概念和理论对医学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说明，并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框架。对中医理论影响最大的哲学莫过于古代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元气论为中医理论构建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而阴阳五行则为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西医学的发展早期也曾出现过医哲交融的时期，到了近代，随着解剖实验手段的出现，西医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而中医学几千年的发展一直没有脱离哲学的怀抱，如何处理好哲学与科学、哲理与医理的关系是中医现代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既然中医是一门科学技术，像其他科学技术一样，中医迟早要走出哲学的怀抱，走上独立发展的科学理论之路。现代科学方法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传统中医理论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理论最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将放弃哲学与医学浑然一体的状况，中医理论也将在发展中得到新的改造并赋于新的科学内涵。由中医自身的自然科学特质决定了中医理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从此摆脱了哲学，而只是发展了的中医理论今后将不再把哲学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主体，中医理论体系将由抽象化走向具体化、实证化和客观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理论和中医现代化研究更需要哲学，需要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当然，中医理论走出哲学怀抱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是吸收中医哲学的合理内核基础上，走上现代科学理论之路。当然，这一转变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医理论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简单地抛弃尚存价值的阴阳五行等中医哲学理论，用西医理论取而代之的“废医存药”的作法也是不明智的。如果将中医的经验看成一粒粒散珠，那么阴阳五行就像一根根红线，将这些珍珠串连起来，把经验编织成理论之网。如果中医理论在没有实现完全转化的情况下，简单抛弃尚有价值的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抽掉了中医理论中的这一根根红线，那么中医就只剩下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颗颗散在的珍珠了。由于许多珍珠（经验）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中找不到镶嵌的位置而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也许是许多中医学者一直坚持保留中医阴阳五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今中医基础理论中仍然将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所在。
(本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参考文献[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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