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着的传统文化特点（上）

中医论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深深地融合在其内容中。现综合起来,其传统文化特点有以下几种。1、民族文化特点1.1　《周易》文化中医论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孕育形成并经数千年而不衰,是光辉依旧的中华文化瑰宝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肇始于《易》。《周易》是我国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巨著,是炎黄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化的先祖。自古以来,《周易》不仅被哲学家、史学家所重视,而且同样被医家所青睐。《内经》成书年代和《易传》接近,故深受《周易》影响。《周易》的许多哲理、易理都渗入《内经》,《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等,皆导源于《周易》。故张介宾在《医易义》中说:“伟哉人生,禀二五之精,为万物之灵;得天地之中和,参乾坤之化育 ;四象应天,四体应地 ;天地合辟,即吾身之呼吸也;昼夜之潮汐,即吾身之脉息也 ;天之北辰为群动之本。人之一心为全体之君也。……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易经》具《内经》之理,《内经》得《易经》之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自汉以降,王冰、刘温舒、马莳等又以易诠释《内经》;张仲景融易之象数于六经,并制方剂 ;成无己又复以象数注原文 ;刘元素以易论病机,后陈修园著《医学三字经》用卦象阐发诸病之病理,王肯堂以八卦之理创眼科八廓理论,杨继州以八卦论按摩,周事藩以八卦论推拿,李时珍以卦象体会脉象,吴鞠通以八卦之理阐述方义,张景岳将医易视为同源相通,著《医易义》。漫漫数千年,易说未衰,贯通于中医生理、病理、经络、脉学、方剂等几乎所有的中医论著中,实为中医论著的河头源水。1.2　宗教文化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由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中国殷商时代兴起的巫祝文化是神本文化人格化的体现。巫术是当时人类征服自然愿望的一种流露,它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是人类社会早期出现的文化现象。1.2.1　道教文化道教起源于商周的巫祝祭祀鬼神及战国秦汉时代的方士求仙采药。在古代神仙信仰的基础上,沿习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观念和修持方法,于东汉中期形成。道教是吸收和融会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华夏民族古老而复杂的文化中许许多多优秀有价值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构成的一种宗教。道教利用“符水”、“咒语”为传教手段并兼修医术,随后道教与医学紧密结合为中医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春秋战国时代结集的《黄帝内经》经唐·王冰加注后公布于世,王系道家,按一作全元起本第九卷中的《上古天真论》等道家语言作为第一卷,注中广引道家仙经之语,自王注盛行致人遂以《内经》为道家之作,而实际上道家思想在中医学中亦起到了防治作用。汉代另一中医论著《难经》,文中亦杂有纬说及道家语言,此书在中医学上影响较大者为左肾右命之说,与《内经》左右具属肾者不同,其说与道术有关,此后中医命门相火之论即由此开端。自汉魏以降,以至六朝,魏晋谈玄,以老庄为主而道家养生服石之术清流不免,葛洪、陶弘景等可为其代表。葛洪《抱朴子内篇》20卷,是一部研究道教史和中医学不可缺少的资料,特别是其《肘后救卒方》与中医学更为密切,糅合儒道,兼综医术,总结了一些特效药。如茛菪子治癫痫,鹿角末治乳痈,首创用狂犬病的犬脑髓敷贴被狂犬咬伤的伤口治疗狂犬病,是世界免疫学的最早记载。南北朝道教医学家陶弘景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其中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及医药养生、服饵炼丹等方术书就达50种。《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将《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分类发展到七品,内容丰富,条理分明,为唐《新修本草》、宋《证类本草》所继承,对隋唐以后本草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养性延命录》引魏晋诸道家书言养神、炼形等长生成仙方术,认为人可以通过锻炼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无须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人的“强弱寿夭”不在于天赋,而在于人为,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1.2.2　儒教文化儒教源自儒家思想,由孔子所创立,是一种和谐均衡的“中道哲学”。其特征是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图式。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知识结构的形成。集先秦医学之大成而承两汉医家之心传的我国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体系的雏型,这个体系为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中医临床学专著《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集》曰:“怪当今居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中上疗君亲,下救贫贱,确属儒家“孝仁”思想的集中表现。由于儒家思想基本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一方面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渗入中医思想之中。如用君臣关系阐述脏腑十二官的《黄帝内经》的十二官说,《神农本草经》的方剂“君、臣、佐、使”之说,金代张子和著医学名著《儒门事亲》,其书名之所以冠以“儒”,“其意以为非吾儒不能明辨而是正之”。明代李濂《医史》以为:“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亲者不可以不知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历代医家著述《格致余论》、《儒门保赤》、《儒门圭臬》、《儒医规矩》、《儒医精要》、《儒医医宗总略》、《儒门事亲集要》。清道光年间《李氏医案》一书分为五卷,以仁、义、礼、智、信为卷名等等,无不嵌刻有儒家伦理思想的标记。另一方面,儒家强调仁和礼的统一,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调解功能以及“推己及人”、“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等方法、原则,大量渗透于中医学的伦理道德之中。因此,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以显要的位置,大量的篇幅或辟专篇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素问·征四失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一》中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文,元代曾世荣的《活幼心书·戒毁同道》、明代李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及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时,儒家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使之保持了连续性和继承性。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习着儒家崇古尊经的保守作风。主要表现在,凡学医之人,必熟诵《内经》等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人们凡要论述自己的观点,必在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借经文来阐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儒家崇古尊经的思想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习医之人,必以研读医经为首务”。而研读医学之人,也都以注解医经为归宿的治学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治学方式,才使中医论著史上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经注释、发挥类的著作。如张介宾的《类经》、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等等。这种以四部经典作为医学基础,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2000多年来的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1.2.3　佛教文化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与儒道融合,演变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来了印度的医学知识,丰富了中医学论著。隋唐史上记载了10余种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佛教《大藏经》还有医方明之学,存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唐代医家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引用印度佛学“地、水、风、火”四大理论,对疾病的自然痊愈和人的必然死亡提出了四种可能: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 ;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闭塞 ;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 ;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孙氏在按摩法中还引用了天竺国按摩,诸治方中亦引录了不少外来方剂。唐代另一医家王焘著《外台秘要》,在眼科方面记录了《天竺经论眼序》,补以往未有之论。另在中医养生学方面,佛教文化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佛教的养生是治心养心,即从认识彻悟的角度教会人如何保持心的宁静。《格致余论》说:“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类经》在谈及禁欲、养心与养生之关系时亦说:“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遂气亡。释氏有戒欲者曰:断阴不如断心,心为功曹,若止功曹,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此言深得制欲之要,亦足为入门之一助也。”中医论著的传统文化特点（下）1.3　民俗文化 清代考据学风盛行,许多文人致力于考据,编纂了大部典籍,如《四库全书·医书类》等,此期医学同样注重于考证,大多医家都致力于研究古书、整理文献的工作,但在中医论著的写作体裁上却呈现出多采多姿的面貌:既有宏富严密的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悍的医学小品,如医案医话、随笔杂谈、书评序跋乃至歌诀、箴言、戏曲、剧本等,尤以医话与歌诀最具中医特色,医话做到了将科学性、实用性、文学性恰到好处地融会在一起。而且内容简洁精练,“以一目尽传精神”,像《叶天士未刻医案》、《冷庐医话》、《醉花窗医案》中都有不少此类力作。正如程门雪教授评叶氏医案:“清真灵活,如思翁笔法,渔洋绝句,令人意远。”尤为可喜的是有大量中医科普作品出现。其一是以歌诀形式编写,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此作品言简意赅,医文并茂,加之音韵天成,所以脍炙人口。余如徐大椿《道情》,程钟龄《医中百误歌》,汪昂《汤头歌诀》等,因其简捷明了,朗朗上口,使人喜读易诵。其二是用诗词、赋文戏曲形式编写,如《伤寒药性赋》、《疾病》、《草木传》。《伤寒药性赋》是蒲松龄以赋体形式,对《伤寒论》用药特点和规律所作的专题阐述,概述了《伤寒论》113方的89味药物。采用通俗易懂、自然流畅的叙述方式,介绍了仲景常用药物的药性气味、所属经络、主治功效、配伍应用,颇具特色。全文运笔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普及医药知识,启迪后学。《疾病》是蒲氏关于医药文献的精粹之品。全文以七言律文形式书写,字句虽少,然言简意赅,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全文把繁多的病名、病机、诊断、治疗均有机地贯穿、融合在全文中,以通俗、形象、具体、集中的方式进行表达,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并采取韵文形式,利于记忆。《草木传》剧本,是蒲氏以戏曲形式把中医药搬上舞台,使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能了解、接受中医药知识。《草木传》采用拟人化的方法,将药物人格化,通过生、旦、净、丑等戏剧角色的对话、道白、唱歌,从国老甘草令栀子为其女儿菊花请黄芪医生前来治病始,到甘草辅助金石斛将军,打败侵犯中原的番将木鳖立功受封为止,生动介绍了500多味中药的性味、形态、功效、主治以及药物配伍,配伍禁忌和加工炮制。蒲氏把众多的中药性味、形态、归经、功效、主治有机地贯穿、融合在一起,以通俗、形象、具体集中的方式进行表达,使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综上所述,对于以儒、道为治学初阶的中医家来说,把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学深深地融化在其对医理的论述,学说的创建以及临床诸方面。也就是说,既重视“以名举实”的语言功用,又力图超脱语言对医理灵活理解与运用的种种束缚,乃是中医论著语言文学的一大特色。4、美学艺术特点 中医论著,作为古代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毫无疑问的存在着大量的医学美学思想,具有丰富的美学艺术特点。4.1　医学美学思想《黄帝内经》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它在《四气调神大论》篇中以“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为理论根据,阐述了“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医学道理,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疗预防观点,阐发了“和谐为美”的医学美学思想。在《脉要精微论》篇中又以“五脏者,中之守也”、“身之强也”为理论根据,论述了“得守”、“失守”和“身之强也”为理论根据,论述了“得守”、“失守”和“得强”、“失强”的生与死的医学道理,揭示了“充实为美”的美学思想。又如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病论治观,养生论,经络学说等等,把医学、哲学、美学融为一体,集先秦时代祖国医学科学、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和古典美学之大成,为后世医家之圭臬。中医养生名篇《养生论》,承袭了老庄的美学思想,体现了玄学为主体的美学观。《养生论》不但较全面地阐述了嵇康的养生学观点,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意识。如他说:“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明确地阐述了形体的健康外在美和精神充实的内在美,二者兼备统一和谐的美学思想。明·张介宾的《类经序》,说理透彻,句式多变,明证暗喻,恰到好处,其间的医学美学内容十分丰富,文中的12分类几乎每类均有美学成分可鉴。如文中说:“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又曰:“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阐明了天人合一之理论,它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根本,也是人类对自身和客观世界认识的一个飞跃,是对人类自身创造力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自然规律、生长规律受制于天地自然,阴阳既立,三才位矣,天地阴阳变化,对立统一,使三才位置确定下来,构成一个各在其位的统一整体,成为和谐、完美、神奇的自然界,美即融合在这“神奇”的创造中。4.2　艺术疗法 中医艺术疗法,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以后经历代医家、养生家的不断发展、研究和运用,使这一疗法展示出熠熠光彩。《逸士传》载:在远古尧帝时,有成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击壤而歌。这里的“击壤”是一种古老的手舞足蹈的游戏。“击壤而歌”是指边舞边唱,说明当时古代人已知歌舞能增进人体健康,防御疾病,从而达到祛病延年。到了春秋时期,《周易》、《黄帝内经》对“音乐导引”及音乐治病作了阐述。《周易·乾·文言》载有“同声相应”之理。《庄子·刻意》李颐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内经》认为,音乐是“和合之气”,“音者,天地之和气”,“律乃天地之正气,人之中声也”。音乐可和合人体阴阳,达“阴平阳秘”。魏晋时期嵇康精于音乐,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又曾作《琴赋》,对琴的表现力和奏法做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他在《琴赋》中说:“寻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过于音声也。”元代刘郁《西使记》载有音乐疗效验案。“哈理法患头痛,医不能治,一伶人做琵琶曲72弦,听之立解。”清代《儒门事亲·卷一》载:“项关令之姜,病怒,不欲食,常好呼叫怒骂,欲杀左右,恶言不辍。众医处药,半载无功。”后张子和令二娼以舞蹈形式进行治疗,其妇大笑,后以饮食调之而愈,此为舞蹈疗法一实例。除了音乐和舞蹈,绘画、曲艺等亦同时得到了发展,这些艺术的养生和疗疾作用,普遍得到人们的公认和赞赏。如《北史·崔光传》云:“取乐琴书,颐养神性。”清代医家吴尚先《理论骈文》云:“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更说明在清代以前,琴、棋、书、画等不仅用于养生保健,亦用于疗疾。总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的精神食粮,又是中华文明一切成果的思想母体。中医论著也正是由这一母体孕育出来,并在其哺育下茁壮成长。因此,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丝丝入扣的亲缘关系。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使得中医论著从传统思想文化这一丰腴的母体中,源源不断地吸收其养料,积淀起深厚的内涵与功力,从而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为中医药学的发展铸造起辉煌的历史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