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黄星垣，中西医结合临床学家。多年从事中医治疗热性病和急症的研究，在发掘整理中医治疗急症的丰富经验和更新其应急手段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可喜进展。培训了一批从事中医急症研究的科技人才。
黄星垣又名茂和，字亚申。家境清贫，早年丧父，赖母为生，其母积劳成疾，苦无医治，故在幼年即怀习医济世之愿。１９４３年考入全公费的军医学校大学部，使习医之志，如愿以偿。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内迁贵州安顺，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迁上海江湾复课，更名为国防医学院。入学之后，连续以学习成绩优异而名列前茅。１９４９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１０月随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进军西南，此后一直在重庆从事临床医疗保健工作。１９５８年经选送离职学习中医两年半，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一等奖。
学习中医之初，他对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尚无深入了解，只抱着多学点本领，对解除患者疾苦总是有好处的想法，坚持了学习和研究中医药。３０年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医药学不仅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医学，而且也是一门融医理、哲理、心理为一体，具有高深科学内容的人体生命科学。尽管在学习和工作上历尽困难和曲折，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开辟的这条航道，是条正道，从而较为珍惜所学的内容，热爱自己的岗位。同时还体会到，西医学习中医的关键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而且这种学和用，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
所谓“古为今用”，就是将古代医学的学术理论和医疗经验，用于今天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的健康；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运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挖掘和阐发中医的特色，充分展示其专长；所谓“推陈出新”，就是把西医和中医知识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为总结探索出新的学术理论和临床规律，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些年来，他的这种探索，主要是围绕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研究整理中医理论资料和更新中医急症治疗思路方法等３个方面进行。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正值农村因工作失误，出现“肿病”的困难时期。当时他脱产学习中医正进入结业阶段，被重庆市选派担任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病低血糖昏迷研究组副组长，通过调研和尸检发现，这类病人的内脏器官及全身肌肉，都极为衰竭和萎缩，代谢功能低下，无法对抢救治疗注入的大量葡萄糖液利用转化和贮存；从中医辨证分析，其病情属阴阳两竭的脱证，采用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疗法，疗效极差，病死率高达８０％以上。经过分析比较研究，改进为如下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即：①加强保暖以散寒固脱；②改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为小剂量分次注射，以维持有效的血糖量；③加用自制的人参注射液、附片注射液注射，以助糖液在体内利用转化和贮存；④增加摄入食物热量，少食多餐；⑤加用益气健脾的中药丸剂，以助食物的消化吸收；⑥加强夹杂感染的防治。经过这样的治疗改进，临床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病死率由８５％下降到５％，重庆市及时召开了经验交流会议，从而将这一重危急症的病死率，很快在全市范围内控制了下来，这是他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首传捷报。
１９６３年５月，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代表，全系中医界知名专家，他和另外３名西医学习中医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并分派到相应的教材组编写和修订。总评时８门审订教材中的《内科》和《金匮要略》未达标，全部重写。由于会期已近尾声，会议决定留下２０多名代表，延期３周，突击完成重写任务。他接受的任务是重新撰写内科总论，在黄文东、曹鸣皋两名老中医的协助下，由他执笔突击加班，昼夜奋战，最后提前两天完成６万字的内科总论。此稿以《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为题，对其辨证论治要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由于文稿能反映中医内科理论的特色，切合实用，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一致好评。会后卫生部领导又决定由金寿山、曹鸣皋两名老中医、西学中的张大钊和黄星垣４人组成统稿组，并指派黄星垣为小组负责人，在沪历时两个半月，完成了统稿任务。同年１１月，又受邀去合肥参加第二批教材的审订。这次被分配到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组，在任应秋老师的指导下，执笔完成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历代各家学说的学术发展和成就。此稿由于撰写内容和体例新颖，系统性和逻辑性强，也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的较高评价。
１９６３年９月，重庆市开始筹建中医研究基地，抽调一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充实到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黄星垣被抽调到内科担任主任，并负责肾盂肾炎的中医治疗研究。当时此病的临床治愈率一般为４０％～６０％，远期疗效巩固率只有２０％～４０％，他们专用中药治疗观察１４１例的研究结果，把临床治愈率提高到７９．７％，远期治愈巩固率为７５．８％，经逐级评议，最后于１９６５年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评为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他本人还被国家科委正式聘为中医中药组成员。１９６５年７月，经过会诊和批准，专用中药三黄五味消毒饮治疗２例肾盂肾炎并发大肠杆菌败血症成功，收到体温在２天内开始下降，４天内降至正常，相继血培养转阴的优良效果，此后运用此方治疗各型败血症１８例，除２例因胆石梗阻改用手术治疗外，其余１６例均获痊愈，这为他在以后研究中医治疗急症，开拓了思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受卫生部中医司的委托，由他主持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草拟编撰《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编写大纲，商定由他担任常务主编，经过６年的协作努力，这本包括１２０个常见中医内科病证，共１１章，近２００万字的中医内科专著，终于在１９８５年出版问世。这部专著由于广征博采，芟除芜杂，体例新颖，论述精要，内容丰富，受到好评和赞誉，１９８９年获全国优秀科学技术出版图书一等奖。
１９８０年以来，由他负责的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研究，由于把继承传统经验和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结合起来，把临床治疗验证、改进剂型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且重点抓了①深入开题调查；②提出合理设计；③组织技术协作；④进行药物剂改；⑤开展治疗验证；⑥采用中医综合急救；⑦制订中医急救常规；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⑨培训技术队伍；⑩邀请专家评议等１０项改革措施，因而工作进展较快，为深化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研究，提供了经验。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卫生部中医司以重庆市中医研究所为现场，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交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同年在重庆建立了全国中医急症培训中心，由他担任主任，先后开办培训班１５期，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中医急症科技人才。探索改进给药途径和更新急救手段 以提高中医急症疗效
黄星垣自６０年代初期，刚踏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岗位之际，通过中医对肿病低血糖昏迷和败血症治疗效果的观察分析，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医不仅能治好慢性病，而且对急症治疗也具有一定的潜力。不过这种潜力，尚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掘和开发。因为中医治疗急症的剂型比较单调，应急手段比较落后，处理急症多系临证之时，评脉处方，诊后才煎煮汤药服用的程序，因而不能适应今日城市医院成批日夜收治急症群体病例的需要。况且急救处理，全凭医生各自的经验，缺乏统一的诊治常规和急救规范，急救病种范围受限，疗效不稳，尤其对汤水难进的重危急症，更感棘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从１９６５年起曾立题上报，筹措开展此项研究，后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１９７８年才重新开始这项研究。
为了使中医急症治疗研究能更有效地深入开展起来，他们深入总结了过去研究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过去有效的病种和具体方药，邀请院外专家评议咨询，最后吸取了过去治疗病种选得过多过难的教训，缩短战线，集中精力，主攻中医温病的高热、厥脱、救阴保津“三关”。由于温病急症的病情危急，变化迅速，若无统一的辨证治疗规范，没有可靠而及时的急救处理手段和有效制剂，要使研究取得进展，是很难设想的。
他们设计的研究方案认为，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急救有效方药的剂型改进和投药途径改进密切相关，但这两种改进，必须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依据，以现代先进科技为手段，以现代医学的检查诊断作参考。在具体步骤上，首先通过临床治疗筛选有效方剂，再按照现代工艺技术程序试制新制剂，取得安全有效的实验结果后，在临床上进行验证治疗观察，同时进行相应的药效学和药理学探讨。这种改进研究主要是围绕温病“三关”的急救，因此投药途径则以静脉给药为主，将抗高热的“清气解毒针”，抗休克的“参麦针”，救阴保津的中药大输液“增液针”的研制为重点。治疗验证结果提示，“清气解毒针”抗感染性高热的疗效，据１９１例治疗对照统计，３天内体温降至正常者为６７．８％，对照组为６２．０％；“参麦针”抗休克的疗效，据１３１例统计，４８小时内休克完全纠正率为９１．６％，明显优于对照组；中药大输液“增液针”对纠正阴液失调的疗效，据３２４例对照比较，较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有更明显的抗炎和解热作用。这表明对中药急救方药进行以上“双改”，是更新中医急救手段的有效途径，确能明显提高中医急症治疗的临床效果，而且便于推广。与此同进，他们从１９８１年起还制订出“高热”、“休克”、“昏迷”、“抽搐”、“喘促”、“出血”、“心痛”、“中毒”等８种常见急症中医诊治常规，在临床试用，有的还被收入《实用中医内科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急症试用证治常规。在中医理论研究领域以及培育新一代中医急症科技人才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始于５０年代后期，集中于编撰出水平较高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第一版中医学院教材问世，未能达到这一要求，于是１９６３年第二版审定会就明确提出，每门修订的教材均要重新撰写一篇具有系统学术理论性论述的总论，各论的体例内容，也应创新和改进。黄星垣分担执笔撰写的内科总论，改变过去习惯于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四诊八纲等基础概论，作为内科总论的主体框架，更新成题为《常见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的内科总论，由于这篇总论既能体现内科常见病证辨证论治的规律，又能反映中医内科学的学术特点和研究进展，因此这本内科教材至今虽已修订５版，但其总论的主体框架和学术内容，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在那次教材审订会上，他执笔撰写的另一篇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从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各家学说的概述，各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各家学说对祖国医学的影响等４个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精要地归纳反映了历代各医药学家的学术成就，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１９８０年１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１９９１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在昆明召开了第一届中医理论研究会，会上他宣读了题为《扬长补短，推陈出新》的论文，对当前中医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具有新见的评论，论文指出，“扬长”，重点是发扬中医独特理论体系之长，办法则是借鉴历史成功的经验，大力改进研究工作；“补短”，迫切需要改变中医诊治手段落后现状之短，办法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知识，将中医的诊断治疗技术，迅速革新和改进；“推陈”，就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上的老框框，办法是实事求是，探索能大力促进中医理论发展的科研方法；“出新”，就是在中医学术理论的发展上，鼓励标新立异，办法是突出重点，有的放矢，集中力量，深入研究。他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从事中医急症临床治疗研究的改进和提高；一方面着手《实用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两本著作的编撰。由于急症治疗研究任务繁重，风险较大，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完成，他坚持深入临床和一般医生一样，参加值２４小时负责制的急症班，住在医院内，坚持对重危急症日夜查房和巡诊，且挤出几乎是全部假日及大部晚上时间，整理和撰写研究资料，这样持续６年，终于在１９８５年由他主编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两书均正式出版发行。此后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０年还相继主编出版了《中医急症大成》、《温热求新》和《中医药临床科研指南》。在８０年代的１０年间，他还先后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温病卫气营血研究概况》、《内科急症中西医结合成就》和《多学科、多途径开展中医科学研究》等７０篇论文，对中医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他在开展中医急症治疗研究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人才、科技和基地是保证研究顺利进行的三大要素，其中人才培育尤为重要。所以从８０年代初期他就着手科技人员的培育。他们培训的原则是“联合”和“配套”，培训的办法则是从实践中学习与办班相结合。所谓“联合”，即培训的急症技术队伍，包括临床医生、中药制剂、基础实验各方面的人才；“配套”，即临床、药物和基础配套的梯队。培训内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组织有实际经验的专家编写出《中医内科急症》和《中医内科急症剂型改进》等著作，把传统的理论经验与近代研究进展结合起来，把概念的原则与具体有效经验结合起来，收效较好。从１９８２年起，受卫生部中医司委托，开办全国中医急症和药物剂改班共１５期，培训中高级科技骨干近千名，来自２１个省市的学员，结业返回单位后，相继开展了中医急症的临床和药物研究。对完善中医的辨证论治形式和病证命名规范提出了刍议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华，欲图振兴中医学术，如果在辨证论治的形式和应用方面，没有相应地充实和完善，很难设想能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传统的辨证论治形式，仅凭医生感观直觉的四诊，则难以作出确切的辨证，提出合理的治疗，因此必须探讨充实和完善辨证论治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从１９８５年起，黄星垣在《加强中医辨证论治形式和应用的研究》、《古为今用和用以扬古的探索》和《中医临床科研选题的思路》等专论中，把辨证论治新形式概括为：①以改善阳性传统脉症为主要宏观指标的“证候辨证”；②以恢复经现代诊断示为功能障碍的“功能辨证”；③以转化理化检测指标异常的“微观辨证”；④并发症辨证；⑤急救辨证等５种应用形式。同时提出，只有把选准中医专长的病科和领域，集中科技技术力量，开发研制具有专效的系列新制剂，总结出有效的新疗法等作为有力措施，才有可能实现临床疗效上的突破。
对中医病症规范的研讨，黄星垣在《中医病证命名规范刍议》和《中医病证规范的层次和框架》中指出，中医的病名和证候，是临床辨证两个特有的诊断层次，一方面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通过“证”的形式表现于临床，所以“证”是反映疾病某一病程阶段性的临床诊断；另一方面，“病”又是“证”的综合和反映全病程综合诊断。规范中医的病名和证候，则应将反映传统理论体系的连续性、反映有效指导临床的实用性、反映当代学术成就的进展性作为基本原则，按中医不同的临床分科和病理特点，分类列病列证。且每一病名诊断规范应具有定义、临床表现、诊断要点、现代诊断参考、鉴别诊断、分证、现代功能障碍分级及预后；每一证候诊断规范应包括：辨证的整体定性，宏观定位，主症及兼症，脉症合参。这一病证规范刍议，符合“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要求，对丰富和完善中医辨证论治的形式和应用，将具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黄晓苏 黄晓岸)简历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０日 出生于四川省峨嵋县。
１９４８年 毕业于上海原国防医学院大学部医本科。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 参加第二届重庆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
１９７９年 至今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１９９１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１９８１年 至今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 任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主要论著
１．黄星垣．中医内科．总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４：１—２６．
２．黄星垣．中医各家学说．总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４：１—２９．
３．黄星垣主编．中医内科急症证治．总论．中毒、痧症．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黄星垣．实用中医内科学．辨证、急症．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５．
５．黄星垣．中医急症大成．总论．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４—４５．
６．黄星垣．温热求新．温热急症心法．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５４—８３．
７．黄星垣．中医药临床科研指南．概论．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３４．
８．黄星垣．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０，（５）：１．
９．黄星垣．扬长补短，推陈出新．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１）：８．
１０．黄星垣．中西医处理急症的现状及改进中医急救治疗方法的探讨．
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５，（９）：５７１．
１１．黄星垣．辨证论治形式和应用探讨，中医杂志，１９８５，（４）：６２．
１２．黄星垣．多学科多途径开展中医科学研究．中医年鉴．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２２．
１３．黄星垣．卫气营血的证候及治法研究进展．中医杂志，１９８７，２８（１）：６３—６６．
１４．黄星垣．古为今用和用以扬古的探索，中西医结合特集中西医结合之路，１９８６，４３．
１５．黄星垣．中医病证规范的层次和框架．中国中医药学报，１９９０，（４）：３．
１６．黄星垣．中医药治疗肾盂肾炎１４１例研究探讨．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６６，（５）：１０．
１７．黄星垣．温病学的学术成就及其继承发扬．陕西中医，１９８１，（４）：１．
１８．黄星垣．中药大输液的临床及实验初步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２，（３）：１５３．
１９．黄星垣．急性感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探讨．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５，（９）：５２０．
２０．黄星垣．几种内科急症的中医证治和疗效比较．中国中医药学报，１９８７，（３）：２２．
２１．黄星垣．如何掌握热病昏迷的证治要点．中医杂志，１９９０，３１（５）：５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