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赵继宗《儒医精要》是一本医论性质的著作。书并不厚，但引起的争议却不小。问题出在赵继宗尖锐地批评了医圣张仲景及若干名医。这种“大逆不道”的举动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该书刊行后不久，就招致俞弁等学者的严厉指责。也可能是由于此书观点过于“离谱”，故其传世甚少，终致在中国绝迹。但此书流传日本后，却在彼邦得到重印和诠释的礼遇。现在该书已经回归，可以让四百七十余年以后的读者见其全豹。
作者赵继宗（字敬斋，浙江慈溪人）并非专职医生。他是弘治三年（1490）的进士，后任知县及佥事等官。他曾因病学医，既为自疗，也为同僚治病。其人落落不羁，狷介自持，故而仕途坎坷。虽然自称政绩不错，还是遭人弹劾，丢了乌纱，归休林下。难容于官场的赵继宗，把过剩的精力和“狷介之志”发泄到医学研究之中，曾著书二十余本，目前存世的仅有《儒医精要》（1528年）一种。
《儒医精要》共录有医论33篇，连同续篇5篇，共38论。从内容看，脉理最多（13篇），药饵其次（10篇），此外依次为伤寒（4篇）、痰（3篇）、痘疮（2篇）、伤暑（2篇），其他（1篇）。由此可见，该书主要内容是临床诊断和治疗。其书表述方法有两类，图示法（用图示某些医学理论内容）和论辩体。后者锋芒毕露地批评了前人的某些学术观点。
赵继宗不论在官场还是撰写医书，都不改狷介本性。明·俞弁《续医说》（1537年）中历数该书攻击朱丹溪、王叔和、张仲景、张洁古的六大罪状，说他“妄立邪说以欺人。乖悖经旨，得罪于名教多矣！”然而过去中国很长时间见不到该书，到底赵氏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谁也不知道。现在该书复制回归，才使人知道是非原由。
笔者看罢原书，觉得俞弁批评太过。既是学术探讨，当无禁区可限。更何况赵氏立论，也是引经据典，并非信口开河。赵氏对托名王叔和的《脉诀》提出批评，主要是针对三部脉与脏腑对应的问题，并无“乖悖经旨”之处，相反我认为他有过于拘执经旨之嫌。赵氏某些论说，本为纠偏而设，难免矫枉过正。在元、明痰病理论盛行的时期，确实出现了“人身浑身是痰”、“凡人身有病，不论有痰无痰，一切以痰治之”的偏颇倾向。甚至有“痰之为物，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之说。赵氏则认为：“有病方能有痰，岂有随气升降而先到遍身上下之处耶？”因此，赵氏对当时滥用二陈汤提出了批评。他对半夏副作用的论说，也得到了李时珍的首肯，被引录于《本草纲目》之中。李时珍还引用了他关于“补心丸”配伍用药的议论。该书对滥用金石药弊病的论述等，都不无可取之处。
当然，赵氏的某些立论确实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认为伤寒汗吐下三法容易引起差误，造成后遗症，因此主张只用“和解伤寒之药”，自然消散。如果按照赵氏之说，伤寒众法，只消一“和解”可替代了。又如他对《丹溪纂要》“心痛者，胃脘也”之说，斥为“心、胃尚不能别，是杀人不持刃者也”。其实错的不是别人，正是赵氏自己。从临床所见来看，中医一般说的“心痛”，的确就是胃痛。
平心而论，赵继宗对名家某些理论的驳正，并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武器。虽然他敢于抨击名人，但并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他最擅长的就是将天人相应之说生搬硬套到具体事物之中。例如他直指“补阴之误”，但其依据竟然有“天为阳而地为阴，天能包地，而地不能包天”，以隐喻补阴是不必要的。又如他认为“生血则在于气”，这本无可厚非，但他说理的方式是：“时雨将降，山川出云。雨者血也，云者气也。天地、人身，无二理也。”酸溜溜，迂腐得可以。有时他还用拆字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他认为“病”字含有“丙”，丙属火，故病多属火。“痰”字二火，当然就更是火热为因了。
在千百年来尊经崇古风气影响下，像《儒医精要》这样敢于直述己见者确如凤毛麟角。不论其说如何不完备，甚至错中错，都不能随意封杀。好在邻邦日本并没有受俞弁等人的影响，他们3次翻刻了《儒医精要》。久保政新还著有《儒医精要释义》（1713年刊）。现在该书在国内已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校点本（《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2册）和影印本（《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其中的是是非非，读者可自作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