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仲景《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太阳病”三字，历代皆未参透其意，多把其理解为太阳病的提纲证，也就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等症状的总称；也有的认为，太阳病本身就有恶寒，后文云“不恶寒”，显然是自相矛盾，所以“太阳病”应当是“阳明病”的误笔或错简。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仲景此条作注解时云：“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所以有人认为温病就是阳明病，比如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就持温病即是阳明病的观点。笔者认为，此处的“太阳病”三宇，既不是太阳病的提纲证，也不是阳明病的错简，面是外感热病发病第一天之意，也就是“伤寒一日，巨(太)阳受之”的意思，是外感热病初起第一天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当时“日传一经”的学说人人皆知，而且《伤寒论》中也可以找到受其影响的痕迹。
“恶寒”是太阳病的必备证候，“不恶寒”而发热，则是阳明病的特点，“渴”是入里化热伤津之象，所以仲景对温病的定义，是没有表证的、里热外发型的外感热病。《伤寒例》对温病的发病情况作了更为细致地描述：“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它是一种里热外发型的伏气温病。
对于温病的治疗，仲景并没有明言，《伤寒论》虽然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的影响。但是更重视辨证论治，笔者坚信仲景决不会用麻黄汤、桂枝汤去治疗“不恶寒”的里热外发型的温病；而且仲景见到“发热而渴”或是“壮热为病”的温病，其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黄芩汤、大小柴胡汤等加减使用也势所必然。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对于温病的概念不再遵仲景的定义，其含义已由伏气变为新感，由仅发于春季变为可泛发于四季，由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由治当清泄里热变为治当发汗泄表。此与伏气温病说的学术观点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名为广义温病。
吴鞠通说：“仲景所云(温病)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质简，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吴鞠通承认仲景时代也有他说的几种温病，其区别只是他用治疗温病的方法进行治疗，而仲景、叔和却是用伤寒的方法进行治疗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叶天士《温热论》所说如出一辙。
叶天士《温热论》云：温病“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事实上，仲景伤寒与后世温病的区别，并不是象叶天土所说的那样水火不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大致相似，都是表述外感热病由表入里、自轻而重的发展规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表证的治疗方法表现为辛温与辛凉。当然，这种区别的形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不懈探索。是辛凉解表法的成熟，催生了温病学派的诞生。
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形成标志着温病学派的成熟，已为其后的广大医家所接受，成为今天临证治疗的准则。姜春华先生所提倡的截断扭转学说，可以说是基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治疗方法，与专病专方温病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值得提出的是，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中医学家，论述过早期使用寒凉方药，容易造成“表闭不解”，不能奏效。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鸩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孙思邈所说的以“诸冷物”治疗“百无一效”的病证，应当是表证阶段，如果是里热亢盛的阳明证，以“诸冷物”治疗不应当“百无一效”。
另外，圣散子虽然使很多人被害，但它必定有其所适应的证候，我们不能设想它从来就没有一丝疗效，那么它的适应症只能是外感热病的表证恶寒阶段。后人不能辨证用药，用圣散子普治一切证候，才会造成如此不良后果。
《金史·张元素传》云：“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刘完素)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张元素为刘河间治疗伤寒的故事，虽未必是历史事实无误，但张元素指出其过早使用寒凉，伤阳表闭，不能作汗而解，切中刘氏学术之偏，于医理颇有发明。
叶天士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说明不到里热亢盛的气分阶段，就不可应用寒凉药物直折其热，章虚谷也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也。”吴鞠通将仲景桂枝汤收为《温病条辨》第一方，用以治有恶寒表证的温病，此虽遭后世讥议，但其出方立论必有所据。
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透邪。否则，过温则有碍病势之热，过凉则闭其腠理，使邪热不能外达，故均非所宜，但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