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吟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这是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以大伯祖父彭韻伯的名气最大。他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某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即卧床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消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某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多次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领导人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西医称作“癔病性昏厥症”的疾病，得病已经四十余年，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遍访全国名医，用任何药物都无效，过几天就会自动苏醒。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半个小时就醒了。徐老先生大为惊讶，问为什么会有效。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籍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许胤宗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中医古代最有名的医案、明代的《名医类案》，将这个医案列为全书的第一案，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后，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认真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也许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医与现代科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讲不清它的道理，但有时候，比能讲清道理的西医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支撑它的学科背景是几千年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临床实践，而不是现代科学手段。中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个神秘王国。
2、入门之阶
最初跨进这个神秘王国，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靠背书记诵的“童子功”，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作为老师的二伯父，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印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给学生讲述起《伤寒论》来，听说是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梳，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象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中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中医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3、最后一课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招呼伯母，给参加抢救的学生煮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当我刚把尿壶凑上去，二伯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编写过中医内科、伤寒、金匮等教材，也为继承家学的后辈们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但都没有刊行。每当问及著述一事，二伯总是宣称：“我治病能有所疗效，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善用古人的方，拾古人的余唾而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不值得留言后世。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真正了解中医的人都知道：其实这是一句大实话。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人生、对学中医的看法。他的许多教诲，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的这些话：
“为什么一开始学医，我就让你苦读《伤寒论》？清末陆九芝说过：‘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这叫先入为主。《伤寒论》是中医的临床圣典，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不奢谈理论，紧扣临床实践，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有序地展示出来，以错综复杂的文字,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灵动地、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中医的生命，在于能看病，看病的本领，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而在于会辩证，‘认证无差’，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先让《伤寒论》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妨甩开他们，直面张仲景，感受原文，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自己去思考、去体会，你将会受益终身。”
“培养中医临床医生，可以从《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启蒙书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也可以从《伤寒论》入手，先难后易，高屋建瓴。循序渐进，是培养一般人才的方法，高屋建瓴，才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对你，我取其后者。至于《黄帝内经》，可以先读《内经知要》，掌握其精髓，因为全书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又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看病，不可读得太早，以免陷了进去，分散精力，迷失方向。到四十岁以后，有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才能真正读懂。”
“学医要从一家之言，取百家之长。例如，清初的三大国医：叶天士，张石顽，吴谦，皆有鸿篇巨制，都是临床高手。《临证指南医案》、《张氏医通》、《医宗金鉴》，任选一种，‘执一书可治天下病’。叶天士的术难读，因为全是医案，要一个个揣摩研习，但叶氏临床经验之丰，古今无人企及；张石顽的书深邃，病无巨细，都能找到治法，并且规矩井然，可备案头参考；吴谦的书通俗，一病一方，疗效可靠，平易稳妥，最适合作家传师授的教材。此外，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儿科有《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外科有《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眼科有《审视瑶函》，针灸有《针灸大成》，都是本学科的杰出著作，可师可法。其它如张景岳、徐灵胎、陈修园、陈士铎、吴鞠通、王清任、程钟龄、唐容川、张锡纯等医家，都对临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不可不流览，然而，要从中选择一、两家，读细、读精、用熟，以作为自己临床的‘安身立命’之本，再旁采诸家，以弥补一家之偏。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
“学医要善于‘夺人之长’。夺谁的长？古人、今人的长处，即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中医有个特点，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阅历、生命毕竟有限，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几十年也熬不出头，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今名医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文献，这是学西医的人所没有的优势，学中医的人有书读，要读书，还要有一双‘慧眼’，识得真货，更要有一份胆识，看准了就用。古今名医著作中介绍的效方，大部分是可靠的，但有时也难免掺杂水份，或有夸大不实之辞，拿来用过，有效，成我囊中宝物，无效，弃之亦不可惜，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经验。总之，只要怀着谦虚之心，好学之志，偷学的本事，实施的勇气，多读书，勤实践，善于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就能打破常规，很快成才。”
“学医要抓住方剂这个核心。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方是中心，是灵魂。一首好的方剂，往往组方严密，层次井然，充满了辨证法，充满了结构美。象阳和汤的刚柔相济，六味地黄汤的动静得宜，使你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构方的技巧。张仲景的二百余首经方，至今效如桴鼓，古今几十万首方剂，无不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学方要潜心领会其风骨精神，用方要尽量使用原方，决不能自以为聪明，画蛇添足，随意加减，否则，必将破坏原方的疗效。打个比喻，一首古代名方，犹如一首优美的古诗，一幅千古名画，更象一座古代建筑，如果你不能领略其中的情趣，信手涂鸦，还自鸣得意，固属浅薄；倘若随意拆梁换柱，增损加减，则原有建筑的风格与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你能怪古方没有疗效吗？经方、时方、当代名医之方固然要学，单方、验方，甚至江湖医生用之有效的方法，也要掌握一些。俗话说：‘单方气死好郎中’，有时辨证论治走到山穷水尽，改用个单方却起死回生，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决不要以为学会了辨证论治，背诵了几百首汤头，就掌握了一切，须知在民间还蕴藏养着丰富的中医学成就，象《验方新编》、《串雅》、《理瀹骈文》等总结民间经验与江湖医生经验的书，其价值，不下于其它名著，应常备案头，随时参阅。”
“治病要抓主证，解决主要矛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古方为什么讲究君臣佐使？就是针对疾病的主要矛盾而设。用药要单纯，处方宜精当，切不可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一面也顾不到，喜开大方的医生，古人讥讽为‘广络原野，希冀一、二’，其实是心无定见，靠碰运气。”
“初次诊治的病人，如果病情复杂，宜先投石问路，从一点切入，静观病情的变化。倘若病势有所好转，则可得寸进尺，步步跟进，争取一环一环解开；倘若病势有所加重，也不必惊慌失措，但须改弦更张，转换思路，而从其反面论治，往往有效，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非表即里、非寒即热、非虚即实，懂得这个辩证关系，就能沉着应战；倘若病势不进不退，则应调整角度，重新选点，也可能是药力未到，须守方不变。而要做到心中有数，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紧扣主要矛盾，才能把握好全局。”
“当医生是一门高尚而艰辛的职业，而中医更是一种可以寄托终生的事业。守着这个事业，一辈子不一定会轰轰烈烈，但可以过得很充实，很丰富，也很平静。一旦咬定从事中医事业这个目标，就不要轻易舍弃，还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这是值得的，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而屡屡受挫，抱憾终生，唯独当医生，特别是当中医，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怕横遭厄运，无须借助于任何物质条件，三个指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高标准则可藉以实施‘仁者爱人’的远大志向。惟其高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不应当把谋财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惟其艰辛，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应当淡化作官发财这些世俗的观念，倾注全力于自己的事业中，精力的投入越多，对病人、对自己就越有好处。”
“中医是真正的长春树，当同龄人谢幕下台的时候，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人，才开始登上一个更高的境界。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专家，肯定会多几分精神的充实，少几分身体的苦痛。能够与中医事业相伴始终，是人生的一种机遇，一种福气。”
岁月如河，一晃流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