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机制和防治策略的前沿研究”为主题的73期东方科技论坛在上海召开。在本次论坛上，我国一批在精神神经科学领域具有较深造诣的专家，面向科学的前沿，就“严重精神疾病的防治研究”、“严重精神疾病的病因学研究”、“抑郁症的防治及生物学研究”、“药物依赖的研究进展”、“药物成瘾的机制”、“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及相关基因的筛选”、“精神疾病的电生理研究”、“PTSD影像学研究”等研究课题，围绕国内外最近新进展以及今后的研究策略等开展了探讨和交流。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国章、贺林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肖泽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明园教授等专家在论坛上呼吁：我国应该加强精神疾病，尤其是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机制和防治策略的前沿研究。
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肖泽萍教授在报告中介绍说，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以及老年和儿童中的精神障碍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我国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患病率达1％，也就是说100人中平均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城市中抑郁症的患病率已高达4%~8%。目前，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也达1600万人以上。此外，存在以暴力攻击、自杀自伤等为主的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及青少年在我国已超过3000万人。
她非常担忧：“近年来，以神经症为代表的各种情绪问题日益突出，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随着自然和人为灾难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之相关的精神障碍也日益增多。据调查，在受害群体中，出现严重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平均占10%以上，包括烟草和酒精在内的各种成瘾物质滥用问题在我国也已日益突出，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资料显示，精神疾病的社会负担约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0%，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社会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并将上升至全部疾病负担的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无情地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面对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如是说。
加强基础和防治研究刻不容缓
许多专家认为，虽然我们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多数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基础研究的滞后极大地影响到这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主要症状出现之前的早期识别和干预。严重精神疾病的早期预防仍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目前这类疾病的治疗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导致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疾病负担沉重，如果不加以维持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可达到70％以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复发率将更高。尽管我国政府在严重精神疾病的防治上有很大的投入，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发病群体和潜在的发病群体，这些投入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所所长李凌江教授表示担心：“目前，精神疾病的基础研究和防治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对精神疾病的认识非常肤浅，大众对精神疾病不够重视，存在许多偏见和歧视。”
来自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与其他领域相比，精神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相对落后，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设备、技术、手段滞后，以及人才不足。此外，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以探索精神活动和精神疾病为核心的脑科学研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抢占当代科技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断加大了对其的研究和投入力度。近十年来，该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为迅速、成果最为集中的科技领域之一。迄今为止，多数经验来自发达国家，相对于我们的巨大需求，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研究相应的政策，聚焦优先研究的项目，多方合作，发展有效的可推广的预防措施，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心理健康做出贡献。
肖泽萍教授也表示，近年来，我国神经科学对精神疾病日益重视，各种方法基本建立，如遗传学、影像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免疫学、神经心理学等，但脑科学研究与临床需求有差距，难以建立相应的动物模型、阳性结果解释不足、各学科交叉不足、理论假设论证不足等仍是制约的瓶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药物研究所金国章研究员在介绍他们所做的工作时说：“21世纪将是神经精神性疾病防治的发展时代，研究有关课题还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
完善对精神疾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也日益重视精神卫生问题对民族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影响，已经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进精神卫生工作，如200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2002年出台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2004年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七个部委联合签署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卫生的立法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预示着我国精神卫生工作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肖泽萍教授认为，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群体和潜在的发病群体，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加强严重精神疾病基础研究的力度，促进其发病机制研究的突破，将是解决严重精神疾病防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因此，“整合我国现有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加快推进针对精神疾病的科技攻关，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核心竞争力，创建身心健康的和谐社会”是我们科技和卫生医疗界的责任，也希望国家能有更大的经费投入。
上海交通大学马进教授也建议，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精神疾病防治网络，注重东西部、城市与农村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卫生、民政、公安、残联要合理分工；要发挥精神卫生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各自作用；增加政府投入，减轻精神疾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测算、调整政府财政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确保精神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和健康宣传、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经费；确定精神疾病的基本服务内容，实施相应的补偿政策，本着“重点干预、广泛覆盖”原则，尝试对重性精神疾病实施免费投药的补偿政策。
肖泽萍教授则认为，成立精神神经科学研究联络组，建设中国精神神经科学研究资源体系与信息网络,如建立脑库，开展精神神经科学领域的组学研究工作，开展国内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精神疾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