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植山 安徽中医学院教授
近现中医药理论创新和科研发展缓慢的症结，主要在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准确认识，尤其是对中医药文化中最核心的天人相应思想和阴阳五行理论的曲解。
中国古人观察日影和昼夜的长短就会产生阴阳的概念，五行是对不同时段的五类自然气息的概括和表达。二者讨论的是自然变化的“象”和“理”，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在中医学中是具体的医学理论，而非“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论”。
将被湮没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就是创新；将被后人曲解的中医药理论重新解读，修正现行错误模型，就是创新，而且是首要的、更重要的创新。必须还中医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模型的本来面目。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医药的继承复兴，首先是对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复兴。我认为中医药文化在近现代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发展，许多重要的概念已经被严重曲解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认识。以下就拿中医药文化中最核心的天人相应思想和阴阳五行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曲解
我们现在教科书把阴阳的起源解释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而产生的阴阳，因而把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对五行的解释则是“古人认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五行学说也就成了“五种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了。
其实，仅据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阴阳和五行都是古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变化规律的理解，首先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讨论的是自然变化的“象”和“理”，在中医学中是具体的医学理论。必须还中医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模型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人观察日影和昼夜的长短就会产生阴阳的概念。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通过观察日影并结合自然气息的变化，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象表达就是太极图。河图、洛书是太极图的数字表达，是数字化的太极图。阳和阴首先是气化运动的不同状态，教科书强调“阳是功能，阴是物质”，概念不准确。
五行是对不同时段的五类自然气息的概括和表达。《汉书·艺文志》谓“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木、火、土、金、水五大类自然气息，也就产生了五行。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
阴阳和五行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古人把宇宙的动态节律描述为“离合”运动，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产生开、阖、枢三种状态，形成三阴三阳六气。三阴三阳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指导中医辨证意义重大。阴阳被蜕化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后，中医教科书中的三阴三阳已不知所云，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把五行说成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就更没有继承发扬的价值了。
上古的许多思想是用图、物来表达的，如山西吉县柿子滩1万年前岩画反映的河图、河南濮阳西水坡6400年前墓葬显示的八卦方位图、安徽凌家滩出土5300年前玉龟中所夹玉版图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出土文物已证明这不是传说。河洛—太极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河洛—太极文化也是中医药理论的根本。读懂了太极图，中医理论的道理都在里边。
对天人相应理论的误解
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调和阴阳的大法是“知七损八益，则两者可调”。现在的教科书把“七损八益”解释为房中术，还能成为中医调阴阳的大法吗？谓“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是根据祖国的地理形势”而分的，变动态为地域，变时间为空间，这样的“文化”已经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中医的“藏象”讲的是天地自然五行之象在人体的表现，《黄帝内经》讲“各以其气命其藏”，自然界有五行之气，故人有“五藏”。近贤恽铁樵先生讲中医之五藏是“四时之五藏”，也强调了五藏的时态概念。现在将基于时间的藏象学说代之以基于空间解剖实体的脏腑器官，如何在藏象研究中继承发扬天人相应的思想，又如何体现中医学的文化特色？
中药讲究的是药性。《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因气感之宜”是讲药物的性能受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感应，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辨五苦六辛”是辨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中药药理学与西药一样只讲有效成分，只讲物质的结构功能，不再重视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等性能，中药成了西医理论指导下的天然药物。
刘长林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讲求认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相融”；“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阴阳五行“皆系于斗”，就是皆出于时间的律历之数。《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候之所始，道之所生。”“道”是阴阳五行，“候”是时间（五日为一候）。就是说，阴阳五行之道，依据的是时间的象态。“候”的变化规律是五运六气。背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时间为主的思想，中医药理论中就不再讲五运六气。已故中医名家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
必须重新解读中医药理论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中医药理论植根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根深才能叶茂。近现代学术界热衷于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在中医药领域得到很好的阐述，与民族文化脱离了，中医学的许多道理都搞不清了。这是中医药理论创新和科研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也是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首要障碍。
所以笔者认为，将被湮没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就是创新；将被后人曲解的中医药理论重新解读，修正现行错误模型，就是创新，而且是首要的、更重要的创新。中医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停留在2000年以前，而是跟2000年以前的中医药相比走样了，退化了，所以，一定要先回到正道上来。
史学界提出要重视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开拓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走出疑古时代，恢复被破坏的古史系统和古史面貌。中医界也必须超越以文献证文献的窠臼，恢复被破坏的古医史系统和古医史面貌，重建中医理论模型。（本文摘编自2011年1月23日作者在中医影响世界北京论坛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