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
宋儒理学是传统儒学吸取非儒思想，使自身理性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以探求先验的内在道德原则为目的，构建了以求“理”循“道”为根本的本体论，形成了以“格物穷理”为主导的认识论，对当时的学术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整理古籍的方法与讲求名物训诂的汉学迥然不同，不再是简单的搜集、传录、编辑，而是在精心校订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原著义理的阐发，但牵强附会,篡改古书之处也不在少数。在医学文献研究与整理方面，同样如此。
由于未经北宋校正医书局刊行的古医书至今罕见，后世对宋人校改医书情况的了解多来自其跋序。如林亿等人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修订此书采用了正讹谬、补遗佚、删重复、缉事类等方法，并新立《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由此可见，除了一般性的校勘之外，宋人还对《千金要方》进行了很大的调整改动。
近年来保存《千金要方》唐代写本旧貌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存20卷）在国内重新问世。通过详尽对比分析宋校本与新雕本的诸多差异，笔者认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是以理论化、条理化、系统化及实用性为原则，对《千金要方》进行全面整理的，明显带有宋儒理学认识论的特点。
重理论化
就内容而言，《千金要方》被传统地看作方书。全书总列232门，合方论5300条，实际有方4500多首。这些方剂包括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非常广泛，其收集方剂的全面性和广泛性在传统医学史上是少见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即体现出著者以“方”为主的成书原则，该版本各卷内容的排列具有一个明显特点：即绝大多数篇章先列方剂，医论则散见在文中各处，与方治夹杂编排；在行文格式上，医理与方治多是同条叙述，在行文顺序上没有明显的区分，彼此之间的内容缺乏逻辑关系。这种先“方”后“论”、“方”多“论”少、“方”“论”无序的材料排列方式，显现出该版本的主旨在于汇集众方，以便为医家的临床应用提供资料。相形之下，医理的论述并不作为著书的重心，“医论”多是依“方治”而立，因“方治”而论，有感而发。可以说，新雕本表现出孙氏之学重“方”、以“方”为核心的特点。可以看出，《千金要方》原书的理论体系虽宗《黄帝内经》，但与方药相比，医理的重要性、系统性、条理性均显得远远不够。
宋校本内容的排列模式与新雕本迥然不同。宋校本相应的各卷各篇，均是先“医论”后“方治”，各篇都是将散见于各处的医论调至篇首，每篇首先单列出医论，并新增“论曰”二字，使医论成为相对独立的段落；医论之后严格遵循大方在前、单方居后、针灸法居末的模式，依次列出方治。笔者认为，宋校本大规模调整原书方论的顺序，使“医论”与“方治”在形式上各自独立，凸显出“医论”在该版本中是具有独立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纲领性内容；将“论”置于“方”前，就突出了医论对其后方剂的引领作用。如此先“论”后“方”式的重新排列，反映出宋人整理《千金要方》的医学指导思想，是使该书由原来的“方治”向“求理”转移。此外，宋人还增补了大量医论。如在卷二十八《平脉·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十四》中，增脉论20余条，多达400余字。宋人对《千金要方》医理如此大幅度地调整改动，充分体现出他们对医理的高度重视，这正是宋儒“重理”的治学观念在医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重条理化
比照新雕本，通过在宋校本中一一查找相对应的条文，并对两版本条文的顺序不同之处进行整理、分析、归纳，结果发现：宋人对各篇内容以先“论”后“方”的模式重新进行了严格排序，即每篇首先述相关理论，嗣后列具体方剂。宋人安排各篇文字材料都严格遵循了这一排序，全书的体例非常规整统一。
他们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说：“凡诸篇类例之体，则论居首，脉次之，大方在前，单方次之，针灸法处末焉。缓急检之，繁而不杂也”；“凡方后旧有禁忌法，或有或无，或详或略，全无类例。今则集诸药反恶畏忌及诸杂忌为一篇”；“凡诸卷有一篇治数病者，今则各以类次，仍于卷首目下注云某病附焉”；“凡诸方与篇题各不相符者，卒急之际，难于寻检，今则改其诠次，庶几历然易晓。”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宋人对原书内容采用了立类例、调类次、改诠次的方式重新进行了编排，使之条理清晰，可以说宋校本重条理化的特点非常鲜明。
重系统化
一般而言，系统化是指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已经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材料进行归类、整理或加工，使其集中起来作有系统的排列，以便于使用的活动。
从《千金要方》新雕本与宋校本两版本篇次篇题的异同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后者重系统化的倾向。如新雕本卷一《用药第六》中有“药藏贮拟宜法”，详尽说明了各类药物储藏的具体措施。宋校本则将“药藏贮拟宜法”从《用药第六》调整出来，独立成篇为《药藏第九》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讨论，使365种药物的七情和合、服饵、储藏等构成关于药物的系统论述。
又如，新雕本卷六“七窍篇”有“耳方”，卷二十“膀胱腑篇”亦有“耳方”。从医理上分析，该本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一是以发病部位归类，将部分“耳方”置于七窍卷中；一是以发病部位所属即“肾开窍于耳”归类，将部分“耳方”置于膀胱卷中。宋校本则统一按照发病部位归类，将所有耳病合并到《七窍·耳病》，这样不仅便于查阅，而且有助于对七窍病的系统认识。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治眼病方”。宋校本则将这些方剂调整到《卷六·七窍病上》，是按发病部位编排方剂，增强了七窍病的分类与证治的系统性。
重实用性
检宋校本30卷，无宋人校改原文的任何标志。详而论之，宋人全面整理《千金要方》，正其讹谬、补其遗佚、删其重复、缉其事类、类聚其条文，特别是宋人据诸家本草、前古脉书及《素问》、《灵枢》、《甲乙》、《五鉴经》、《千金翼》等数十余种医书所增补的大量医学资料，均未标识其文献出处，与原文融为一体。
考中医文献史，现存最早使用文献标识法的古医籍，当为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氏以朱字和墨字来区别《本经》与《别录》文字，以大字书写两书的药条正文；此外，以小字增入了较详细的注文。后世则以雕版的阴文、阳文代替朱墨分书。文献出处标识法，使文献的内容源流清晰，是非各有所属，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北宋处于由手抄转向版刻的过渡时期，宋以前的雕版印刷术未见用于印制医书。北宋一般采用广采博搜、校正汇纂、标志明确等编书办法，以尽可能保存前代资料，并便于探明其发展源流。
从《千金要方》宋校本来看，宋人参考采用了数十种医籍，却没有标明其出处，这当为校订古医书之大忌。对此他们在凡例中特别进行了说明，其文云：“凡诸方论，今各检见所从来及所流派。比欲各加题别，窃为非医家之急。今但按文校定，其诸书之名则隐而不出，以成一家之美焉。”这就表明，他们认为方书之用贵在便于临证查检，标明文献出处并非医家之急，故隐去诸书之名。表明了宋人将《千金要方》视为实用性临床方书，故务在简易，重临床实用的校书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