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医善教 泽被杏林——纪念余无言先生诞辰110周年
□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先父余无言(1900—1963年)，江苏阜宁县人，出生于该县益林镇，原名余愚，字择明(或则民)，别署不平，由于出生地靠近射阳湖，故在业医后，常署名为“射水余无言”。出身于世医家庭，祖讳子靓(字赞襄)，精于岐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当地名医，尤精于伤寒、温病及内科。
先大父余奉仙，医学受教于家传，业医60年，医名鼎盛。光绪后期在社会上享有“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为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的美名。先父无言公，幼年习读儒学经史，少年时受先大父亲授医学典籍，系统教学，精读《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早期医典，泛阅历代临床医学名著，并为先大父临证抄方数年。
悬壶沪上 治医办学
1918年先父开始悬壶应诊，1920年鉴于当时的“西学东渐”，先父主动去上海，习读部分西医课程，先后受教于俞凤宾博士及德医维多富尔，主要学习西医内、外科诊疗，返里后在阜宁县继续应诊。由于他基本上达到“学贯中医”，临床治效明显提高。后又膺聘在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卸任后，于1929年去上海定居执业行医。20世纪30年代初，受聘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为外科学教授，后与同行挚友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并合作共组联合诊所。
他在治医过程中，主张“改进中医”，在当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阐发己见。临证尤为钦佩“南北二张”(指张锡纯、张山雷)，亦颇膺服丁甘仁先生。
1934年，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先生，聘请先父为该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焦先生又请陈无咎先生、先父及张赞臣等起草临床各科病名表式，其中的“外科病名表式”，主要由先父草拟，并颁布全国试用。
1936年，章太炎先生创办苏州国医学校，聘请先父主讲《伤寒论》等课目，当时的国医专科班(属中华职业学校主管)、中国医学专修馆、新中国医学院等校，亦分别延请先父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1937年，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特聘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张赞臣先生之父)等先生为副校长，先父任教务长、张赞臣任总务长。在五年中，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每届学习年限为三年)。先父在任教数年中从不迟到、早退，从未缺过一课；又以主讲仲景学说和外科为主，为中医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限制与影响，于1942年停办。
1946年先父在上海曾主办“大同疗养院”(相当于早期的中医院)，自任院长，聘请先辈名家丁福保先生出任名誉院长，由于经费紧张，不足二年即停办。
心系中医 擅用经方
先父在中壮年时期，主要担任诊疗、教学工作，亦经常抽暇为医学报刊撰写医事评论、临床报道、医学小说等，又曾为捍卫中医的合法权益奋笔疾书，特别是针对余云岫等消灭中医的学术主张予以驳斥、论辩，受到中医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诊疗，先父以经方派名家著称，并长于中医多科病证，而对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尤为专擅。由于先大父奉仙公为他打下的学术基础是以仲景论著为主，故临床诊病多用经方。在他具有标志性的诊所诊室内，有一个木制的大书柜，在书柜的正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古不求秦汉后”，下联是“知医当在和缓(指我国早期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医缓)间”。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深知先父临证方治，他在《余无言先生小传》中，称先父“其用石膏，最多者为半斤，其用大黄，最多者为一两。以其善用此二药，因以‘石膏大黄先生’呼之云”。至于内科杂病，对水臌(肝硬化腹水)、头风、百合病、奔豚、痉病、肝痈、肠痈等病，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深入人心。他在1952年冬，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先父向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的提案多条，受到大会的重视。1956年春，应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之请，由上海来京工作。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请他与于道济先生共同主持编审室，室内另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先生，他们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先父还应聘担任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为我们讲课。1958年，又调任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同时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工作。1963年，因生平嗜酒，保健不慎，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而病故。
除医疗、教学、著述外，先父擅长诗词，尤喜即兴赋诗，曾自印《愚盒诗草》八小册赠与诗友、同行和学生们。他对诸子及历代史籍颇多涉猎，生平好读孔、孟所撰儒家经典及《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史名著。
衷中参西 不落窠臼
由于先父长期在上海以“经方派”著称，他经治的案例很多，兹择选伤寒、温病各一治验，供读者参阅。
(一)热病阳明经证
“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年42岁，仲夏病热，初恶寒而旋不恶寒，延及四日，病势愈进，赤膊赤足卧于地上，烦躁不安，反复颠倒，面赤肤红，有如中酒，多汗如珠，大渴引饮；脉洪大而数，舌绛而干，先饮以西瓜汁，次进以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
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生石膏六两 肥知母八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天花粉四钱 粳米一两。
煎服法及疗效：嘱患者家属，先煎石膏，次下诸药及粳米，俟米熟汤成，滤清与服。迨西瓜购来，取汁先与饮之，患者呼快不已，自汗即渐少；再服汤药后，不二小时而汗出热退，烦躁渐停；续服二煎，得睡一夜未醒，次日晨，其病如失矣”。(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二)湿温肠出血证
“同乡旅沪之许长林者，年53岁，1943年患湿温伤寒(西医诊为肠伤寒)，病已二周，热度颇高，其后忽发肠出血，肛门血出，涓涓不止，体温渐见低降，周身苍白而无血色，气急微促，手足厥冷，脉沉细而数，扪其胸腹四肢，亦均发凉，而反赤膊、赤足，若畏热者。询其欲得冷饮，先予以西瓜汁，次以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
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生石膏四两 肥知母四钱 炙甘草三钱 西党参四钱 粳米一两 黄芩三钱 川连一钱五分 鲜生地一两(捣汁冲) 粉丹皮四钱。
进剂后，热势渐减而便血止；但嗣后反又发热，大便干结未解。遂于上方各药减量四分之一，再加粉葛根四钱，大黄三钱，期其表里两解，再令以西瓜汗续与之。……迨服药之后，先得微汗，约二小时而表热顿解，至夜间大便解后，里热亦除，病情转危为安。”(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先父诊治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的学术观点。西医认为肠伤寒不可用泻药，而先父则认为：“若早下之，则内热、内湿有去路……”。再者，先父在多年临证中，十分膺服天津张锡纯先生，对“衷中参西”相当赞赏。故先父在中医界，既是经方派，又有中西汇通派之称。
家学渊源 博古采今
值得予以表述的是，先父在治医数十年中，论著颇多，早年业医时，他曾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他的中医学术临床，早年受先大父奉仙公的严格要求，对仲景学说尤为精熟。在他的多种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伤寒论新义》(1940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和《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由中医书局刊行)，二书均突出“图表注释”，对仲景原文精义，多所阐发。今以《伤寒论新义》为例，先父在该书自序中说，他编写此书“方法有四。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呼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日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以资汇通也；四日以新注经，即以个人之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也。”反映了该书注释仲景原论的主要学术特色及其思路与方法。
《伤寒论新义》的问世，受到当时中医界的重视，先后再版九次之多；近些年，台湾台北市亿珉文化事业集团还刊行了此书的精装本，反映了该书在两岸的学术影响。而早在初版时，当时中医界的前辈学术名家丁福保、谢观、陈无咎等就曾热心为此书撰序推荐，认为是对古籍整理、采用新法的积极贡献，据他们回忆，建国之前，上海市针对仲景学术作系统整理、研究的，主要有三大家，均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注，他们是曹颖甫、陆渊雷和余无言。
先父还有多种其它论著，如具有“衷中参西”观点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湿温伤寒病篇》、《斑疹伤寒病篇》等书刊行于世。晚年他将生平重要治案整理、编纂为《翼经经验录》，又曾与先大父奉仙公的《医方经验汇编》合为一书印行。应该说此合编本，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比较重要的学术经验。
先父生平治医，以家学奠基，行医后则主张博采古今名家学术经验。生平相当敬慕前辈诸医家，如张锡纯、张山雷、丁甘仁、丁福保、谢观、陈无咎等耆宿，并向之请益；在同辈医家、道友中，他和叶橘泉、陆渊雷、陈邦贤、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石筱山、时逸人、张赞臣、严苍山、刘民叔、陈慎吾等名家亦经常学术交流或诗词唱和。
因为先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生员多不胜数，而自己招带的门徒亦有数十名之多。在家中，曾先后为我二姐余惠君(她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学生，已于本世纪初病故)和我讲授部分课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父希望我术业精进，引导我拜在秦伯未(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先生门下，使我既受到父训，又获得师传。
现值先生诞辰110周年。仅以上述感言深切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