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单纯、无知、幼稚，记得有几次对养母说，我长大了要去远远的地方，越远越好。但真下了乡，离家六十公里路，就成天想家想念母亲，在农村待不了几天就往家跑。家虽然又小、又穷，九口人住两间小屋，一间有十个平方，但家有爷爷、母亲，有暖人心的东西。养母去世后多年连城内西大街我都不愿路过，走到那就伤感。毕竟在小儿时，是他们把我抚养成人，我始终报答不完。
儿时和母亲一起渡过的艰难岁月，少吃没穿，多亏了好心的大姨妈和大舅，妗子他们经常接济我们。上小学时，我们姐弟四个人学费二十元，母亲交不起学费，急的找校领导主任要求减免学费，我还记得主任训斥母亲的样子。没办法，母亲去大舅处借了二十元。大舅是农民，一年全家也分不了几十元，给我们凑了学费，我们才上了学。有一次班主任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看电影，电影名字是“曼罗花”，每人交一毛钱，我说我不看！老师问为什么？我说没钱。老师问你爸挣多钱？我说三十二元五角。从此后，老师再不要求我看电影了。多好的老师，记忆中女老师年轻漂亮，大眼睛，圆圆的脸，脸庞白白净净，满头乌发在脑后扎了一根粗辫子。我们都很喜欢她。等到我上中学，那时候就有每月七元钱的助学金，感到很幸运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城市每人最低生活费也就是6元钱。好不容易熬到66年初中毕业，马上就要分配工作，我们班第一批4个同学，分到了印刷厂，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是一个风雨飘摇、黑白颠倒、动乱的年代，中国一代人的悲哀。公检法、行政机构都瘫痪了。我们没工作，也就没收入，多少正直的人遭迫害。我目睹昔日好友女同学竟然抡起木棒打人！吓得我不敢去学校。满街的大字报，男女老师被剃光了头发，挂着大木牌子被批斗，身上衣服也有黑五类字样。今天听说这家被抄了，明天哪家女人又被挂上一串破鞋子游街，人人自危。邻居大妈吓得把一些小说书籍都连夜烧掉。大字报辩论，邻居两口子吃饭也不安生，光吵架，他说他的兵团组织是革命的。她又说他们那一派是保皇派。大街上每天都有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特别是一些老干部，不堪其辱。
68年底，我们听毛主席话就下乡当了农民，迁走户口那天下午，我背着人们伤心流泪，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西安？果不然，八年后才重新回来。
农村的两年日子过得很快，听说要招工了，公社第一批招工，是在兴平县上各机关、县办厂，因为我家庭出身好，政审很顺利，赶上第二批大型企业招工。兴平玻璃纤维厂面试后，发给我一张体检表，我去了县医院，在眼科，我无意中看了一下视力表——怎么近视了呢？我一下子紧张起来，第二天就要体检，怎么办？从兴平连夜坐火车回西安，从三桥下车后，可能是晚上10点多，路上很黑，没行人。我也有些怕，就跟着一块儿下车的男士后面，一路搭讪着走到未央路汽车站，步行了五里路吧。好在还有末班车回西门里，到养母家已是夜里1点多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会，3点起床，赶往提仁住的糜家桥村，养母喊养父起床送送我，养父睡得起不来，我就一个人走在漆黑的乡间路上。到了村子，他们租住的房子没有大门、围墙，三间上房，房东和爷爷奶奶各住一间，中间公用，倒还有门。我一敲门，房东大娘就把门开了。爷爷住的房子一扇破门无法上锁，我推门就进去，爷爷被吓醒了，连声问：“谁呀！谁呀！”。我说是我。现在想起来自己真的很傻，不知道先敲门，把爷爷吓坏了咋办？！提仁到没吱声，过后我问他，他说是以为江湖大侠来了。我让他起床，太早了，没有车，只好骑辆破自行车走。我又让他穿了棉裤，心里又急，天又冷又黑，只好相互骑车带对方。三个小时，我们赶了一百里路，早上八点前准时赶到县医院。我是想让提仁帮我作弊、蒙混过去，谁知一查，根本就不近视！视力很好，虚惊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