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兴平，不知道道路，火车坐过了两站，到了马慧坡，下车一打听，离兴平还有三十里路，没办法，又顺着铁路往回返。一路打听，又走了二十里路才到留位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五十里土路，感到腿疼。到了村子后，村民大妈说：累坏了，快坐炕上歇歇吧。
我在1970年，去过一次河西走廊。当年上山下乡，我们学校一个比我低一年级的男生，自己联系插队在兴平县南位公司、留位大队，村长说，你再叫来两个女的更好。他到学校打听，我还没走，还有两个是亲姐妹，姐姐是高中生，大我2岁，叫小英，妹妹小我一岁叫福英，命运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四人，都是十六岁到二十岁，谁也不服谁，说你干活少了，他又吃的多了。兴平土塬上吃水较难，用桶打深水井里的水，还要磨面、干农活，晚上睡觉跳蚤咬得人彻夜难眠，身上起一层小红包，对于我们从城市来的人，要适应这样的环境难。
国家给村上发的安置费，每人300元，队长领来可能是买了种子、化肥，没钱给我们盖房子。一个男生就睡在饲养棚，和对上的牛马还要一个饲养员做伴。我们三个女生就四处打游击，村上谁家男人在外面上班晚上不会来，我们就上她家凑合一晚。广阔天地，可没有想象中或电影里那样美好，感觉像原始人那样全凭人力劳作，牛和马还能帮人干干活，种的棉花还要纺线织布、染色后再手工做成衣服。偌大的村子只有一两户用缝纫机。男人们干重活、下地、挑水。从深井边用轱辘把水绞上来，就有几十米深。女人们也下地干活，还要整晚织布纺线、做饭、纳袜底、做鞋。年长一些下不了地干活，还要在家看孩子、做饭，干些轻活。尤其那些男人在外上班的妇女就跟可怜，背上孩子照样下地干活，真佩服他（她）们，没见过他们有闲的时候。
后来队长找了一户，女主人是个瓜子娃，招了一个上门女婿，队长让他们腾出后院一小间房，我们三人总算有了房子住，有一土炕可以睡觉。我们呆不住，光想家，想自己母亲，就经常跑回家。生产队嫌我们老回家，别人的口粮都是麦收后一下子全部给，我们是在队上领，村上怕我们把粮食拿回家，再去队上要。从兴平到西安坐火车1个小时，票价八毛钱，我们买不起车票，就不买票逃票。在车上看到司乘人员也是吓得心怦怦跳，跟做贼一样。
插队落户两年，最苦的是我们去修宝鸡峡水库，去时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又多坐了一站，又返回走了三十里路到眉县，天已黑了，无法走到塬上目的地。幸亏碰上一好心年轻人，他说他刚结婚，他去别地方睡，把房子让给我们三个人和他媳妇一起睡。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半山坡，参加了兴修水利的大军。工地上热火朝天，每天从天明干到天黑，动作单一，就是挖土方，把挖下的土用架子车倒在对面，如机器一样重复同一动作。好心的老乡照顾我们，让我记推土数字，站了一会，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又去干活了。干活都干傻了，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手一松，把架子车掉到坡下，眼看着它翻滚下去散了架，轮子和车身分开了。我吓呆了，两个村民赶忙下去，把车子弄了上来，我从内心感激那些素不相识、无亲无故的好乡亲。
工地上能吃饱饭，还不用做饭，一天三顿发三个大馒头，每个有半斤重，我吃不完，就留下来，回家时也能给家里拿回十几个大馒头，够弟妹吃上两天，我也就知足了。
那一年，我分了有六、七百斤红薯，刚好提仁在家，我们在生产队借了一辆架子车，把红薯装了七、八袋子，拉了满满一车。天不亮就从村子出发，谁知道，破架子车没走多远，车轮里的珠子就打光了，我么也不知道，只觉得车子很重，不好拉。为了抄近路，遇到半米高的坎，车子拉不上去，只好一袋袋卸下来，把车子抬上去，再装车，好不容易才到了公路上。
兴平到西安有五十多公里，天黑后，总算是到了西门里我养母家，提仁用自行车带了一袋子红薯回爷爷奶奶家。
从兴平到西安，我步行拉过三次粮食。第一次，借好友张天才大哥架子车，那架子车很好用，爷爷给了我200元钱，说是给家里买500斤麦子。麦子用斗量，一斗三十多斤，每斤四角，买完麦子我还贴了几元钱。如何从兴平运回来？爷爷却发愁了。七十年代，路上发现私运粮食是非法的，爷爷认识的司机都不敢给拉。没办法，爷爷和我商量用架子车自己去拉。我们两个女孩子，我十八岁、妹妹十七岁，走的那天奶奶给我们蒸了包子，有甜的，也有咸的，带了一大包。第一次车子也好，路上挺顺利，我们去时走了一天，路上碰到赶马车的好心老乡，让我们坐到马车上，把架子车也栓到马车后。我们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幸运，少走了很多路。第二天我们拉上五百斤麦子原路返回，路上饿了就吃包子，渴了找些凉水喝，还算顺利，没有遇上盘查、找事的管理人员。过了咸阳，妹妹说走不动了，脚疼。我说那你坐公交走，我把车拉回去。我拉上车，一鼓作气往回走，妹妹后边也赶了上来，我们一起把车拉到了三桥一个叔叔家。爷爷觉得放在那里也不行，第三天，我们又把麦子拉到了张天才大哥家，放在他们将，总算一路平安无事。
由于养母家孩子多，粮食一直不够吃，我也把苞米往家拿，白天不敢，怕人看见。有一次晚上一觉醒来，也没有表，不知几点，苞米地里的苞米一人多高，我一个人背一个大包，怀里再抱一个大帆布包，全是玉米，连夜往兴平火车站走。走过村子饲养室，看见昏黄的灯光，饲养员还在喂马拌草料，半路上又下起细雨，我把布鞋脱下装在一个线网兜子用手提着，走了二十里泥泞土路，到了县城天才大亮。我坐在路边休息片刻，看见小学生去上课，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可见我当时多狼狈。回家就病了、发烧，也没去医院，养母给我烧了一大碗生姜、大葱酸辣汤，喝下去睡了一觉就好了。养母把苞米一称，整六十斤重。
还有一次是和一男孩一起用架子车拉粮食，他是同队插队男青年的弟弟，当年才十四岁。一路上还算顺当，到大路上，总有好心赶马车的老乡把我们捎带一段路。
